陳文新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代表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三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里說：“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他又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說：“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魯迅的見解是極為精辟的。

一《儒林外史》的作者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小說家。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在吳敬梓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生活上，他早年揮金如土，“傾酒歡呼窮日夜”；四十一歲以后，賣文為生，窮困異常，“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顧云《盋山志》卷四），有時甚至無米下鍋；冬日苦寒，只能靠散步取暖，和朋友五六人，夜里乘月出城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天明入城，大笑散去，謂之“暖足”。思想上，他早年熱衷于功名，對“家聲科第從來美”津津樂道；三十六歲后，吳敬梓開始認真反思“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問題。

大約四十歲左右，吳敬梓開始寫作《儒林外史》，用了十年的時間，全書才基本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年），吳敬梓的朋友程晉芳作《懷人詩》云：“《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在作者去世十幾年以后，由金兆燕（號棕亭）刊刻于揚州（據1869年蘇州書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今不存。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慶八年（1803年）的臥閑草堂本，原書藏北京圖書館，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校點的排印本。197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漢秋輯校的會校會評本《儒林外史》。

除《儒林外史》外，吳敬梓還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和《詩說》七卷。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詩說》已經失傳，只能從《儒林外史》、金和的《跋》及金兆燕的《寄吳文木先生》中窺其一斑。1999年，《文木山房詩說》舊抄本在上海圖書館被發現（發現者周興陸），有周延良箋注本（齊魯書社2002年版）。

二“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這一論斷表明，吳敬梓自始至終以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作為臧否人物、評論是非的標準。

“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的標本在五河縣。此時五河縣有兩個得意的人家，一家姓彭，一家姓方，于是五河縣人爭先恐后去奉承巴結，包括某些世家子弟。吳敬梓將世家子弟中的慕勢者分為兩種：一種是呆子，一種是乖子。所謂呆子，其特點是一門心思地要和方、彭兩家結親攀友。除了方、彭，他任何別的親友都可以不要。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呆串了皮。所謂乖子，其特點是編造與方、彭兩家親密來往的謊話，到處說了嚇人。有人信了他這些話，也就時常請他去吃杯酒，借他這些話再嚇同席吃酒的人。這就是五河縣的世家子弟！這就是五河縣的風俗！

沒有功名富貴的要“媚人下人”，有了功名富貴的便要“驕人傲人”。《儒林外史》從總甲寫到秀才寫到舉人寫到進士，由下至上地描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的人物。

夏總甲是薛家集“第一鄉紳”。明清的賦役制度規定，一百十戶為一里，一里分十甲，總甲承應官府分配給一里的捐稅和勞役。在帝制時代國家的權力結構中，總甲實在太小；可在薛家集，夏總甲卻是當仁不讓的首腦人物。其出場就很不尋常。新年正月初八日，薛家集的七八個人來村口觀音庵商議龍燈上廟、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的事，夏總甲雖姍姍來遲卻氣概非凡：“手里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種非第一號人物不能有的傲然自得的舉動神情，讀者看了，恐怕會啞然失笑。因為，如《儒林外史》臥閑草堂評語所說：“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他太不自量了！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夏總甲又并不可笑。在那些秀才、舉人、進士中，不也同樣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的角色嗎？梅玖、王惠、高翰林……他們哪一個是“自量的”？

梅玖年紀輕輕考上了秀才，于是，他便時時處處記得自己是“進過學”的，比那成千成萬的童生高出一等，倒霉的60多歲的老童生周進就這樣成了他調侃、戲謔的對象。秀才“驕人傲人”，舉人自然更勝一籌。梅玖還會說句“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的客氣話，而王惠來到觀音庵時，卻是“也不謙讓”，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至于進士，更是目中無人。高翰林曾這樣評價遲衡山和武書：“那里有什么學問！有了學問倒不做老秀才了！”自負老子天下第一，開口便是“中了去”，這就是杜少卿所極為反感的“進士氣”。

《儒林外史》以王冕、虞博士、莊紹光等“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者“為中流砥柱”，在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道義理想。《儒林外史》對王冕等人的塑造表明，吳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種“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的假名士。真名士與假名士的區別，關鍵不是外在的行為方式，而是內在的素質：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獨立，才能在與“勢”的博弈中站穩腳跟。虞博士、莊征君、遲衡山等人，正是這一類讀書人，他們以其中流砥柱的風采，屹立在《儒林外史》中，也屹立在讀者的心中。吳敬梓的道義理想，由這些人物承載和傳達，其厚重感和深沉感，是別的小說難以比擬的。

三《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諷刺小說

《儒林外史》的重心是對廣泛的社會人生問題的關注，或者說，是對廣泛的社會人生問題的思考，以此為背景，《儒林外史》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藝術問題和學術問題，如古代文學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和豪俠形象是否具有足夠的生活依據？中國歷代史書中“禮賢下士”的敘事話語，其實質性的內涵是什么？功名與學問的關系究竟如何？等等。其思想的深度與反諷的表達方式相輔相成，既給讀者以理智的啟發，又洋溢著諷刺小說的幽默趣味。《儒林外史》對“禮賢下士”真實內涵的揭示就是較為典型的一例。

婁家兩公子三訪楊執中，是對《三國演義》中劉備“三顧茅廬”的戲擬。《三國演義》以極富詩情畫意的筆調敘寫君臣遇合，將劉備的求賢若渴與孔明的名士風度渲染得淋漓盡致。而《儒林外史》則不免筆帶調侃，婁家兩公子既非明主，又非伯樂，他們訪賢的動機也值得懷疑，而他們所訪的楊執中，更是十足的老阿呆，不可與諸葛亮同日而語。楊執中所推薦的那一位“有管樂經綸”的權勿用，尤其令人啼笑皆非。小說借此明確表達了對這群不合時宜又自我陶醉的“高士”的嘲諷。

《儒林外史》作為一部杰出的諷刺小說，其藝術特色和成就主要在諷刺方面。除了上面所說的獨具個性的諷刺筆墨外，它還成功地運用了多種多樣的諷刺手法。如常以夸張之筆突出諷刺對象的可笑、可鄙，通過漫畫式的外形描寫達到諷刺效果，運用對比方法等。

《儒林外史》的結構也有其特色。小說前有楔子，后有尾聲，中間人物故事的遞進，也都符合時間發展的線索（先后共敘述八十多年間的事）。楔子乃是為了籠罩全局而設計的。吳敬梓在描寫王冕與危素、時知縣等人的糾葛之外，還別具深意地展開了七泖湖畔一個對比鮮明的場面：王冕決心做一個超塵脫俗的畫家，而三個不知姓名的讀書人卻一邊野餐一邊談論著功名富貴。這三個不知名的讀書人，正是小說中絕大部分讀書人的寫照；而危素、時知縣，則又象征著一系列混跡官場的士人；至于王冕，讀者從他不難想到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杜少卿等鄙棄功名富貴的正人君子以及四位市井奇人。作者透過對這三種類型人物的勾勒，展現了全書的大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