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理解媒介》這本書，如果我們刨除副題，單單只看“理解媒介”這幾個字的話，我們會發現書名相當淺顯，簡直像是寫給大眾看的。但這個標題其實充滿欺騙性，“理解”從來不是容易的。麥克盧漢在書名里其實想表達的是：你們都在使用媒介，有些人還擁有媒介或投資媒介，所有人的生活都離不開媒介，但其實你們都根本不理解媒介，也不明白媒介究竟會給我們的人類行為以及人性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所以他提出了那個著名的副題——論人的延伸。我認為，這個非常淺顯的書名，顯示了麥克盧漢極大的野心，而他實際上也實現了自己的野心：從此以后，只要討論媒介，就不能不在麥克盧漢的語境下討論。

麥克盧漢對媒介進行了徹底的重新定義。如果我們單純從傳播學角度來看，我們會說一個學英語文學的人殺進了傳播學界，把此處攪得翻天覆地。但是，如果你把麥克盧漢的定義放在媒介對于社會、心理的影響這樣更大的范疇來看，那你可能就會認可湯姆·沃爾夫的想法——沃爾夫將麥克盧漢說成是繼牛頓、達爾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無一例外都在學科中扮演著帶有范式轉變性質的顛覆者角色。而顛覆者和顛覆者之間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巴甫洛夫作為一個顛覆者，他的那套東西就很難真正流行，但是弗洛伊德則不一樣，人的潛意識、無意識、夢、各種情結等，每個人都會在其中找到共情的東西。所以弗洛伊德很容易成為一個流行的文化英雄。達爾文也是如此。而麥克盧漢恰好具有弗洛伊德和達爾文的學科屬性，其理論很容易在社會當中引起共鳴，因為每個人受到的媒介影響都太大了。

此外，麥克盧漢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他用一種先知式的語言來闡釋，有點像希臘德爾斐神廟里的三言兩語，比如有名的神諭“認識你自己”。這種特別短促的警句，每個人看到以后都會產生很多復雜的聯想，但是每個人又并不真的懂。麥克盧漢非常擅長此道。比如：“熱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自我截除不容許自我認識”；“由于不斷擁抱各種技術，我們成了技術的伺服機制”。他的這些“金句”特別讓人印象深刻，同時又似乎擁有無盡的闡釋空間，所以他想不成為大眾媒介的寵兒亦不可得。

當然，大眾媒介是大眾媒介，學界是學界。一直以來學界對麥克盧漢的爭議從未斷過。最有名的挑戰者是美國社會學泰斗羅伯特·默頓。他在一次會上與麥克盧漢狹路相逢。拿著麥克盧漢的論文，他氣得臉色發紫：“你的論文的每一處都經不起推敲！”對這種發難，麥克盧漢忍俊不禁：“哦，你不喜歡這些想法？那么，我還有些別的……”

不管麥克盧漢是否預測到了互聯網時代，這個回答還是蠻有互聯網精神的。

很難理解，只能處理

麥克盧漢如果活著看到自己的理論被延伸成為一整個研究領域，恐怕也會笑噴。他給了媒介這個詞一種全新的含義。他的重新發現和定義，體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兩本書中——《谷登堡星漢》（1962）和《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1964）。這兩本書把麥克盧漢從一個在多倫多大學教英語文學的鮮為人知的教授，變成了在西方炙手可熱的學術明星，人氣高到紐約知識分子的頂尖代表伍迪·艾倫，也邀請麥克盧漢到他的電影中客串了一把。他的《安妮·霍爾》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好的喜劇電影之一，一開場就出現了麥克盧漢。影片的主角在劇院排隊時嘲笑一個知識分子，說他“根本不懂麥克盧漢”。對方反駁說，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電視、媒介與文化”，對麥克盧漢的理論是很有一套見地的。主角于是打破“第四面墻”，對該教授說，“湊巧麥克盧漢就在這里”，并真的把麥克盧漢從海報后面拽了出來。

對號稱很懂他的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克盧漢說了兩句臺詞。第一句是：“你根本不了解我的作品。”（You know nothing of my work.）第二句卻令人費解：“你的意思是我的整個謬誤都是錯誤的。”（You mean my entire fallacy is wrong.）謬誤當然就是錯誤的，伍迪·艾倫把麥克盧漢這樣的學術大神請到電影里來，結果他說了一句完全不知所云的話。這是什么意思？難道他在承認他本來說的都是謬誤？還是說他在反諷別人不懂裝懂？這就構成了伍迪·艾倫這部電影的一個謎。我們會在這里產生一個巨大的疑惑：麥克盧漢到底想說什么？

這句話倒是符合麥克盧漢先知式的表達方式，讓人猜不透，想不清楚。如果這是麥克盧漢親手寫作并親口說出的臺詞，那我們馬上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他為什么會自行顛覆自己的權威，把自己的說法整個稱為謬誤？——我這個東西本來就是謬誤，然后你們對這個謬誤還有了錯誤的理解，你們是錯上加錯。

如果作為媒介研究的鼻祖，都不能夠做到像他所承諾給我們的那樣“理解媒介”，那么，我們不妨問一下，世界上還有什么人敢稱自己是媒介專家？也許我們需要一個比理解更少抱負的模式。與其說“理解”媒介，不如通過“處理”媒介來探索有關媒介的問題：因為媒介并不像是邏輯系統或結構，而更像是形象所生存的環境，或者是人物角色和化身所生存的環境，這些形象和化身可以“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處理”它們的問題。

麥克盧漢在討論他所理解的媒介的時候，實際上主要討論的是大眾媒介（mass media）。大眾媒介在麥克盧漢所生活的年代已經被廣泛使用了，但是麥克盧漢更加關注的是電力媒介（electric media）。麥克盧漢所用的“電力”是一個泛稱，它包括以“電能、電子”技術而產生的各種傳輸、動力、通信、傳播媒介。麥克盧漢對電力媒介的著眼點主要包括如下幾處：速度（瞬息萬里、超越時空），整體場（統一知覺），內爆（相互依存），以之描述人再次成為部落人的基本前提。

討論電力媒介的原始起點是印刷媒介，麥克盧漢對此有一整套的知識來源，包括多倫多學派的奠基人埃里克·哈夫洛克，他的師長兼同事哈羅德·伊尼斯，他的著名學生、后來開創嶄新研究領域的學者沃爾特·翁，他們都在討論口傳文化到書面文化的歷史變遷，以及兩者的優劣。麥克盧漢在印刷媒介理論上的傳承與開掘，集中體現在他的《谷登堡星漢》一書中，他承認：“我很高興把自己的著作作為伊尼斯有關心理和社會后果的觀察的腳注，這種觀察首先針對書寫，其次針對印刷。”

此后，麥克盧漢把幾乎所有的筆墨都放在電力時代給人類帶來的震蕩上。這一時代可以做幾個大的分期：開端肇始于19世紀80年代的電報，接著是電話，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廣播和電影，它們都比電視早，麥克盧漢最主要關注的是電視。電視于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千家萬戶，所以麥克盧漢在60年代的成名不是偶然的，其前提條件是電視在50年代的崛起。

麥克盧漢斷言，60年代的人們生活在印刷文化（typographical culture）的最后階段。它可以追溯到谷登堡在15世紀中期的發明，活字印刷革新了印刷業，通過批量生產的印刷書籍造成了中世紀手稿文化的終結。60年代，人們見證的是能夠即時傳遞信息的電力媒介，它們憑借閱讀之眼以外的代碼處理現實，從而對心靈進行徹底的重組。谷登堡革命是以眼睛取代中世紀的耳朵；而麥克盧漢斷言說，在我們的新電子文化當中，耳朵正在報復。

本質上，麥克盧漢關注的是他那個年代的新媒介，略微觸及計算機，《理解媒介》的最后一章“自動化：學會生存”，到今天讀來還是異常精彩。然而麥克盧漢并沒有處理互聯網的問題，因為他沒有能夠見到計算機聯網就去世了。雖然如此，麥克盧漢通過對電視的分析，完美地預示了未來的互聯網的許多層面。他所做的關于“地球村”的論述，是建立在全球電視的基礎上，如果按照電子交流的演進史來梳理，我們會發現，其實今天所謂new media（本文稱之為新媒介而不是新媒體）的命名是相當不準確的，因為新媒介百分之百被等同于互聯網。其實，回放歷史，在19世紀80年代，電報就是新媒介；在20世紀20年代，廣播就是新媒介；接著，電視成為50年代的新媒介，在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競選辯論中大放異彩。互聯網，乃至移動互聯網，只不過是在90年代之后直至新世紀，人類又發明了更新的媒介而已。

這里我必須提到麥克盧漢獨特的方法論。他說道：“我的作品讓大多數人感到困惑，因為我從背景（ground）開始，而別人從圖形（figure）開始。我由效果出發去追溯原因，而傳統模式則是從一些‘原因’的武斷選擇開始，嘗試將其與某些效果相匹配。正是這種隨意的匹配過程導致了碎片化的膚淺。至于我自己，我沒有一個觀點，只是把總體情況作為隱藏背景下的顯豁圖形來對待。”

逆轉（reversal）思想是破解麥克盧漢密碼的關鍵，也就是說，他總是倒著工作，從效果到效果的原因，從作為背景的媒介環境到作為圖形的媒介內容。他靠這種方法來了解未來。他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我們透過后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倒著走向未來。”因此，研究媒介需要倒著放映過去兩千五百年的技術爆炸，才能看清這些技術對社會經驗和社會組織的影響的漫長歷史過程，一如藝術家需要從尾到頭倒著構想藝術品一樣。只有倒著播放，我們才能在熟悉中發現陌生，在新中體驗舊，并因之受到震撼，所以最終我們所預測的，不過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已。

麥克盧漢所關注的媒介技術效果，是指我們的交流體系所造成的心理和社會狀態，用他的話說，人的任何一種延伸，對整個的心理和社會復合體都會產生影響。所以，無論人類使用什么樣的新媒介，效果都是繞不過去的話題，這也是麥克盧漢在今天仍然會被我們繼續閱讀和闡釋的核心原因。在麥克盧漢剛剛觸及此話題的時候，媒介這一術語還沒有像現在這樣被廣泛使用，以至于該術語后來使用起來，總散發一種麥克盧漢的意味（McLuhanesque）。

媒介之外無一物

麥克盧漢本質上是一個懷疑論者，有時像個小丑，有時像個博學的瘋子。他在書中寫到他對通俗藝術的熱愛，緣于通俗藝術猶如丑角，提醒我們注意例行公事所忽略的真正生活，并憑借想象力與官樣文章作對。讀他的書，常常能意會他對我們這個喪失了整體人角色的社會的狡黠諷刺，他也從不容許因為要采用首尾一致的觀點而敗壞了自己的樂趣。

麥克盧漢與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有著長期的友誼，時常光顧特魯多的辦公室，給他的電視形象提建議。在寫給特魯多的一封信中，他說自己認為在現代電子環境中，連貫一致并不可取。“任何停頓或靜止的時刻，都可能讓公眾把你擊倒。”麥克盧漢傾向于以他慣用的諷刺形式做出反駁。正如他向特魯多解釋的那樣：“我還沒有發現在哪一種情況下，說出這句話不會帶來很大的幫助：‘你認為我的謬誤全錯了嗎？’它可以從字面上解除武裝，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讓你解脫出來！說這句話的時候還可以帶著一定程度的辛辣和故意嘲諷。”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在伍迪·艾倫的電影中，他為什么會說那句臺詞——“你的意思是我的整個謬誤都是錯誤的”。所有謬誤發生的核心都在一個關鍵詞上，就是媒介。媒介本身的含義是in the middle（在中間），或者叫go between（在兩者之間），是一個信使，一條通道，一種某物經由某個手段、工具、途徑到達另一物的中介空間。當你討論媒介時，永遠不能只討論這個居中的空間，還一定要討論該空間所連接的兩方是什么。媒介天生要把作者/讀者、發送者/接收者、表演者/觀看者等存在關系的兩方聯結在一起。甚至可以說，過去中國民間跳大神的，也要通過一定的靈媒，才能從此岸勾連彼岸。

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媒介的界限（boundaries）到底在哪里？狹窄地定義，媒介僅限于起中介作用的空間或中介物，可以是材料、工具等很具體的東西。寬泛地定義，媒介是一種社會實踐，比如，書寫媒介明確包括作者和讀者，繪畫媒介包括畫家和觀眾，也許還有畫廊、收藏家和博物館等。這個居中空間的彈性非常之大，外邊界是可擴展的，模糊不清的。

就此而言，媒介并不單單處在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它包括并構成它們。我們是否可以借鑒德里達關于文本的一句格言“文本之外別無他物”而提出“媒介之外無一物”？比如說，我們去看電影，是在電影之內，還是電影之外呢？我們考慮媒介也是在媒介之中考慮的，這就是為什么媒介會帶給我們遞歸思考（recursive thinking）特有的頭痛。媒介需要一套特殊的元語言（metalanguage），像在符號學、語言學或話語分析領域那樣。

我們與媒介的關系是相互構造的：我們創造它們，它們也創造我們。所以，眾多的創世神話都將神描述為一位在各種各樣的媒介上工作的造物者，要么是宇宙的建筑師，要么是動物的雕刻家。

如果我們把媒介理解為使雙方或多方的人或事物發生聯系的各種中介和社會實踐，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大眾媒介在被歸為媒介的過程中，已經喪失了媒介的大部分含義。媒介不只是用來進行一對多的大眾傳播的，人們每時每刻都在使用媒介，而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媒介。

這正是傳播學在過去這些年中所犯的巨大錯誤——過于以大眾媒介為中心。傳播學以為自己處理的只是大眾媒介的問題，而不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它已經把媒介的可塑性壓縮到一個很可憐的程度。麥克盧漢的重要性恰好體現在這里，他恢復了媒介原有的廣闊內涵，在一個更寬廣的和人類行為、人類思維方式相關的領域里來探討媒介。這里順便說一下，其實我認為傳播學這個舶來詞最好的翻譯應該是交通學，因為它既是交流又是溝通。可是非常不幸，“交通”在近代漢語語詞經由日語翻譯中轉的過程中被解釋為客流和貨流的運輸，而喪失了信息交流的含義。麥克盧漢在書中曾觸及這個問題：

早在它于電力時代被轉換成“信息運動”之前，“交通運輸”（communication）一詞曾廣泛與道路、橋梁、海路、江河、運河等結合起來使用。若要問電力時代的性質，我們可以首先研究運輸作為傳播概念的興起，爾后再研究這個概念從運輸的意義如何向以電力為媒介的信息遷移；也許，這是描繪電力時代性質最恰當的方式。……我們在本書中所關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貨物運輸和信息傳輸（transport），它們既是隱喻，也是交換。每一種形式的傳輸都不只是簡單的搬運，而且涉及發訊者、收訊者和訊息的轉譯和變換。（第十章“道路與紙路”）

因此我們理解傳播的時候，更多應該在交流、溝通的層面上理解，這才符合“媒介”這個詞的原意。如果不能夠使用已然約定俗成的“交通”來替代傳播，不妨直接使用“交往”。盡管麥克盧漢慣于使用晦澀的句法、華而不實的隱喻和玩弄辭藻的警句，但他有關媒介和交往的基本論點卻相對簡單：所有媒介——不論其所傳遞的訊息如何——都對人類和社會產生了無法忽略的影響。史前的部落人，生存于感官的和諧平衡中，通過聽覺、嗅覺、觸覺、視覺和味覺，同等地感知世界。然而技術創新構成了人類能力和感官的延伸，它們改變了這種感官平衡，這種改變又反過來不可避免地重塑了創造技術的社會。根據麥克盧漢的說法，有三種基本的技術創新：拼音字母的發明，使部落人失去感官平衡，眼睛獨占優勢；15世紀的活版印刷術，加速了上述過程；以及1844年電報的發明，它預示著電子革命最終通過恢復人的感官平衡來重新部落化。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影響社會的進步，特定的歷史時段可以依據特定技術的興起來進行分類。每個時段都有一種重要的媒介界定了社會的本質，分別對應于該時段的主要交流模式。

這是對于我們理解麥克盧漢筆下的媒介很關鍵的東西，也就是需要回到中介本身的特性來討論。傳播、媒體和文化理論中最根本的宏觀問題乃是中介的本質：我們總是已經在語言中，在符號系統中；我們通過語言、話語和符號，來理解我們居住于其中的世界，而不是（借用康德的術語）對物自體（things in themselves）當即進入。

所有的知識形式都有一個前提，即人類在語言之中，我們不能超越語言和符號來理解一個未經中介或未被再現的世界。形象地說，我們總是生活在語言囚牢（prison of language）里。同時，任何符號系統都包含能指和所指的分離，在場的東西和缺席的東西的分離。由于有中介的存在，沒有任何東西是完全在場的，總是有些東西不在場，而在場的東西往往依賴于那些不在場的東西才能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并不反映現實，而是把我們帶離現實：它們將某種真實的東西（如一個人或一個事件）拿過來，改變其形式，以產生我們最終得到的文本。這就是媒介的中介作用。

我們總是在一個象征性中介的世界中，這意味著，我們無時無刻不身處一個社會建構的價值觀、等級制和意識形態的世界。從麥克盧漢的角度來看，媒介技術更多通過它們的形式而非它們所傳遞的內容來塑造社會。“媒介即訊息”這一命題的基本含義是：過程（介質）與內容（訊息）一樣重要，而過程正指的是溝通和交流如何進行。麥克盧漢反復舉例，以說明這一點：

許多人會說，機器的意義或者訊息不是機器本身，而是人們用機器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從機器如何改變人際關系和人與自身的關系來看，無論機器生產的是玉米片還是凱迪拉克高級轎車，那都是無關緊要的。（第一章“媒介即訊息”）

電光是單純的信息。乍一看它似乎是一種不帶訊息（message）的媒介……無論它是用于腦外科手術還是晚上的棒球賽，都沒有區別。（第一章“媒介即訊息”）

鐵路的作用，并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并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閑暇。無論鐵路是在熱帶還是在北方寒冷的環境中運轉，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鐵路媒介所運輸的貨物或內容是毫無關系的。另一方面，由于飛機加快了運輸的速度，它又使鐵路所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團的形態趨于瓦解，這個功能與飛機所運載的東西是毫無關系的。（第一章“媒介即訊息”）

麥克盧漢做過一個比喻：媒介是竊賊，我們是看門狗，媒介的內容則好比是一片滋味鮮美的肉，破門而入的竊賊用它來分散看門狗的注意力。只留意到“肉”而放過了“竊賊”的人，是懷著“技術白癡的麻木態度”。他用這個有力的比喻提醒我們，要注意媒介本身，不要僅僅關注媒介的內容。媒介研究歸根結底是使用效果研究，而非使用意圖研究。

理解媒介，就是理解當代社會

麥克盧漢本人有關媒介效果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首先，他提出，一種媒介是另一種媒介的內容。媒介成對工作，一種媒介通過創造內容錯覺來掩蓋另一種媒介的運作。“媒介的影響之所以非常強烈，恰恰是另一種媒介變成了它的‘內容’”，而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過去對媒介的真正運轉機制認識不清，因為“任何媒介的‘內容’都使我們對媒介的性質熟視無睹”。

媒介由此可以被理解為與其他媒介的關系。正如在后結構主義符號學中，符號的含義總是由其他符號組成。麥克盧漢說：“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所以，“再媒介化”（remediation）可以被理解為有關所有新舊媒介的一般性理論，雖然數字化進程造成的“再媒介化”結果似乎格外明顯（Bolter and Grusin，2000）。這不僅意味著新媒介對舊媒介的“再媒介化”，舊媒介同時也可以“再媒介化”新媒介。通過這種方式，各種媒介為自身在文化、經濟和美學上的統治地位而爭斗。從歷史上看，沒有任何媒介可以獨立運作，并建立自己單獨和純化的文化意義空間。

其次，媒介即環境。在一處，麥克盧漢明確地說，“媒介即訊息”的意思是，一種全新的環境被創造出來了。在另一處，他進一步明確說，任何媒介或技術的“訊息”就是由它引入的人間事物的尺度、速度或模式的變化。注意這個等式：訊息=技術創新引發的變化。麥克盧漢使用“訊息”一詞時，總是試圖告訴我們，要超越顯而易見的范圍，尋找新事物所啟用、增強、加速或延伸的那些并非顯而易見的變化或效果。這里我們用得到那對著名的對照性概念：圖形與背景。我們日常所見的媒介都只是圖形，僅僅構成其后隱藏的服務環境（a hidden environment of services）的效果。汽車沒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高速公路、汽車廠、石油公司等。“隱藏的服務環境才是改變人們的事物。環境改變人，而不是技術。”

媒介技術創建了影響使用者的環境。“環境并非消極的包裝用品，而是積極的作用過程。”這體現為對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的改變。例如，“電視改變了我們的感官生活和腦力活動的過程”，對各種事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治、新聞、娛樂、宗教、商業、廣告、教育等，不一而足。麥克盧漢還特別指出，人工技術是“反環境”（anti-environment or counter-environment）的東西，給我們提供了感知環境本身的媒介。換言之，沒有反環境，所有的環境都是不可見的。也可以說，環境是有意識的，而反環境是無意識的。就像水中的魚一樣，我們無意識地生活在一個技術文化環境中，這個環境是我們通過延伸自身的感官和身體完成的。我們可以把技術（也即反環境）用作訓練認知和判斷的手段，因為人類迫切需要對技術文化環境的認識。

如果說媒介之間的相互作用體現了進化論視角的媒介種類變遷的話，那么，把媒介視作環境，分析它造成的三大變化（尺度、速度或模式的變化），構成了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另一塊基石。與反對技術白癡的態度相一致，這種認識表明，技術和媒介從來不是中性的。

再次，媒介以自己的用戶為內容。麥克盧漢在1971年致愛德華·霍爾的信中說：“電燈光、鐵錘、語言、書籍的使用者才是媒介的內容。這樣，界面就完全促成了用戶的變形。我認為這一變形是訊息。”在所有的交流當中，無論是何種媒介的用戶，都構成該媒介的內容。這符合古老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觀察，即認知主體是且將成為他所感知或已知的事物。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引用大衛王在《圣經·詩篇》第115篇對偶像的看法——“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即看見偶像會使人順應偶像，來類比使用技術的人會順應技術。

而關于人為何會變得與自己的目睹物一樣，英國詩人布萊克在長詩《耶路撒冷》中提供了說明。布萊克認為人被技術所分割，技術是人體器官的自我截除。人內在的東西外延之后，造成對人的催眠，人由此變成了其外延物的傀儡。

這里我們當然就不能不再次提到麥克盧漢有關一切媒介均是人的延伸的著名命題。麥克盧漢堅持技術和生物學的內在關系，堅持“新媒介是自然”，這是因為他把技術看作人類身體或感官在社會和心理上的外延。依此定義，麥克盧漢對傳播媒介的描述極其普遍和廣泛，其研究范圍從言語和書寫，到電話、攝影、電視、貨幣、游戲、漫畫書和汽車，它們都將“無意識的原型形式推入社會意識”。當麥克盧漢提出“環境是過程，而不僅僅是容器”時，他的意思是說：所有新技術的作用都在于無聲地通過重新設計“感官比例”（ratio of the senses），而將其深刻假設加于人類心理之上。

矛盾的是，延伸也是一種阻礙自我認識的截除手段。延伸的最后階段（也即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充滿了危險：

電力技術到來以后，在人的身體之外延伸出（或者說在體外建立了）一個活生生的中樞神經系統的模式。這一發展意味著一種拼死的、自殺性的自我截除，仿佛中樞神經系統已經失去保護，人體器官已經不再是它的緩沖裝置，再也不能去抗衡橫暴的機械裝置萬箭齊發的攻擊了。（第四章“小玩意愛好者：麻木性自戀”）

這是一段相當殘酷的描寫，接受技術似乎成為人的宿命，我們成為技術的伺服系統。與技術保持和諧的結果是，我們的人性在逐漸消失，直到我們化作調整良好的機器人。從塞繆爾·勃特勒的小說《烏有鄉》（Erewhon）那里，麥克盧漢繼承了人類是技術世界的性器官的思想。這部小說是最早提出機器作為一種生物會進化出自我意識的作品。雖然人造出了機器，但“機器反過來對延伸出它的人產生影響，機器因此具有替代性的生殖機能”。“機器世界促進人的意愿和欲望的實現，給人提供物質財富，以此來回報人的呵護。”

如此來看，好像很輕易就可以把麥克盧漢定為技術決定論者，但他其實一直堅持一個雙向過程：人永遠不斷受到技術的修改，反過來，人又不斷尋找新的方式去修改技術。盡管電力媒介時代是無意識和冷漠的時代，但它同時也是使我們認識到這種無意識的時代。一旦我們對媒介環境產生了意識，發現媒介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損害我們的社會或文化，那么我們就有機會在效果變得無所不在之前，影響創新的發展和演變。

對于麥克盧漢來說，任何社會中的核心中介因素是交流、溝通本身的媒介。通過媒介，麥克盧漢找到了理解當代全球社會的一把鑰匙。麥克盧漢論證說，在給定文化中的任何新形式的媒介的引進，都會決定性地改變該文化的成員對其物質世界和既定價值觀予以中介化的方式。毋庸置疑，麥克盧漢本人被社會成員的新媒介異化經歷所困擾——他既為此著迷，也感到驚慌。但他的興趣并不在于促進新媒介發展，而在于讓公眾意識到媒介的壓倒性影響，以便人們了解自身所處的技術環境及其心理和社會后果。

網絡即訊息

在對媒介的理解上，麥克盧漢還有一個關鍵貢獻是，讓大家意識到電子媒介促進了人類集體意識的進一步發展。

他自述，《理解媒介》有一個自始至終的主題：一切技術都是身體和神經系統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對人體通過延伸而增加的力量和速度所做的反應，又產生新的延伸。新的需要和新的技術回應不斷累積，最終導致的并非傳統的外爆，而是一場空前的內爆。

在電子媒介時代，“我們這個地球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落。一切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結合起來，以電的速度產生內爆”。“一旦序列性讓位于同步性，人就進入了外形和結構的世界……對專門片斷的注意轉移到了對整體場的注意。”“今天的電子時代，資料分類讓位于模式識別……不是一個分割肢解的世界，而是一個整合模式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整個星球縮小為看重當下的單一社區，人的相互依存意識增強。時間對于一個全球社會不再重要，因為沒有什么會停止，也沒有人會停止。空間上，人們被卷入村落生活的凝聚形態，用麥克盧漢的話來說，“我們生活在與部落之鼓共鳴的獨有壓縮空間中”。人類由此發生了從個人主義和碎片化向集體認同的轉移，以部落為基地。麥克盧漢為這種新的社會組織造了一個詞：地球村（global village）。

當麥克盧漢寫下“我們把全人類都披作我們的皮膚”（We wear all mankind as our skin）的時候，他應該補充說，我們也裝上了全人類的舌頭，戴上了全人類的心臟。電子技術使得任何一種代碼或語言可以即刻被翻譯成另一種代碼和語言，對語言學一向著迷的麥克盧漢馬上意識到其重大意義。

說到語言，我們很難不想起《圣經》中人類企圖興建通天塔的傳說，這一通天塔被叫作“巴別塔”，而“巴別”在希伯來語中有“變亂”之意。據《圣經·創世記》第十一章記載，當時人類聯合起來興建希望塔頂通天能傳揚己名的高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說不同的語言，彼此之間無法溝通，計劃陷入失敗，人類自此各散東西。然而現在，“計算機以技術給人展示了世界大識大同的圣靈降臨的希望”。人類得以重返巴別塔倒塌之前。

同時，人類感官和神經系統的延伸創造了統一的體驗場域。速度和對信息的適應能力促使該場域像群體大腦一樣工作。如果人類意識越來越多地以信息的形式出現，“難道不可以說，當前整個生活轉換成信息的精神狀態時，全球和人類大家庭都要被轉換成一個統一的意識嗎”？麥克盧漢認為，人類終于有機會實現但丁的夢想，即所有人全都由一種無所不包的意識統一起來。

在感官上，電視時代之后出生長大的人，與之前四百年的印刷世代相比，擁有不同的五種感官的平衡。他們變得更像原始的部落人，互相親密接觸，不論自己是否喜歡。“現在這個世界如同一面不斷響起的部落鼓，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從那里得到訊息。”而到了網絡時代，我們大可以修改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警句，喊出“網絡即訊息”。

麥克盧漢有濃厚的寰宇意識，他永遠不可能成為民族主義者，因為他的天主教信仰以其公民人文主義傳統和對“理性”的內在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可能實現普世文化。同時，他認為“‘罪惡’也許可以被定義為缺乏‘意識’”，因而，給無知的世人傳達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媒介之語法，對他來講具有某種道德—宗教上的緊迫性，即使這種緊迫性把他置于為同類所不信的先知的位置上。

可以說，麥克盧漢是帶著目的論的“人文主義者”，具有一種天主教式的樂觀主義。他相信永恒，與之相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世俗概念幾乎都不重要。他作為思想家，不是為了慶祝或詆毀世界，而只是為了理解它，認識那些可以解開歷史秘密的模式，從而提供上帝設計的線索。他的神秘主義有時導致他希望，電子文明將會成為一種精神上的躍進，使人類與上帝更加接近。

但實際上，與大家慣常以為的相反，麥克盧漢并沒有堅持多久這樣的希望。大約只在20世紀60年代的早期，他曾于電子大同的希望中駐足。后來他很快決定，人性的電子統一只是“基督之體”（Body of Christ）的一個摹本。他甚至還說，撒旦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電氣工程師。

麥克盧漢再部落化的地球村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和平且和諧的社區，其實，如果仔細閱讀麥克盧漢，我們會發現他的幽暗意識。麥克盧漢說，他從來沒有認為，統一和寧靜是地球村的特性。地球村實際確保了所有議題的最大分歧，因為村莊條件的增加創造了更多的不連續性、分裂性和多樣性。人人互聯使得很多人感覺不堪重負，失去了個人認同。對此的回應是暴力。戰爭、酷刑、恐怖主義和其他暴力行為都是在地球村里對認同的尋求，導致屠宰對方成為最常見的部落游戲。

了解地球村生活的積極潛力和負面影響，已經成為當今日益相互關聯的世界中的迫切挑戰之一。雖然麥克盧漢一度被吸引到戲劇性的希望當中，但在宇宙意識的視野里，看到古羅馬代表時間的神祇雙面神（Janus）式的互補性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時代既是巔峰的時代（人類可臻至高成就和希望），也是深淵的時代（世界也可能走向暴力和崩潰）。

麥克盧漢終生都在與他所稱的“無處不在的無知覺”（impercipience of the ubiquitous）做斗爭。他筆下的“夢游癥”患者（認為技術無所謂好壞）正是被不可見的環境催眠了。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懷疑道：

為什么人們從來沒有考慮過他們自己的制造物對自我意識模式的影響？我已經就這個主題寫了好幾本書。人類打內心厭惡去理解自己被卷入的過程。這種理解要求對所作所為擔負太多的責任。

當麥克盧漢用他神諭一樣的口吻來形容人對媒介的臣服時，那真是一派令人恐怖的前景。另一方面，他又聲稱，衛道士般的抵抗是徒勞的，并且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他寫道：“在車水馬龍的公路上，正在倒車的車輛，就它與順向流動的交通而言，似乎在加速行駛。這似乎是文化保守分子所處的帶有諷刺性的地位，潮流集中指向一個方向時，他的抵抗反而確保了更快的變革速度。”用路易斯·拉潘姆的話說，“對于那些捍衛已失陣地的人，他沒有什么同情，也沒有什么耐心”，麥克盧漢盡情嘲諷他們說：“多年來我注意到，道學家們典型的伎倆是以憤怒代替感知。”

然而，麥克盧漢最終強調，事實上有一樣東西比電子媒介的速度還快：那就是思考。麥克盧漢敦促我們提前思考。他提醒我們：“控制變化不是要和變化同步前進，而是要走在變化的前面。預見賦予人轉移和控制力量的能力。”放棄抵抗，但要讓我們的思考領先于即將到來的變化，這就是麥克盧漢告訴我們的出路。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拯救我們的人性；或者，在造成最大震蕩的革新中還能夠向持久目標前進，并保持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