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戾氣大盛。無論是家庭生活中的掌摑、辱罵父母，還是社會生活中的弒師殺友，抑或是政治生活中的貪墨暴虐，無一不彰顯著國民的躁郁與教育的偏失：敬畏之心蕩然無存，信任理解嚴重流失，容隱包荒幾成神話。

探究原因，最大的失敗莫過于家法之缺位與缺失。此點成為本人2012年開始關注中國家法的最初動因。

2014年以來，經與《法律講堂》文史版執行主編張振華、副制片人陳德鴻、制片人蘇大為、權勇副主任諸君多次商議，又請益于好友、同事龍大軒教授、秦濤博士等，最終確立了選題和基本講授框架。

傳統家法屬于家族內部自治規范。此類自治法多以儒學為基本宗旨，注重子孫的言行規范，心性淬礪，從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上注塑了代代英才，從文化上成就了中華法文化的輝煌實績。不僅維持了國家成文法的正統權威，也實現了禮俗與法律、鄉村與城市、文化與經濟多維面的互補與互通，奠定了傳統家族文化的堅實底座，造就了中華優秀文化的磅礴氣韻和良性嬗遞。

當今中國面臨世紀性轉型，對傳統家法進行全方位、深層次地梳理、甄別、引介、移入，不僅可以傳承、弘揚傳統優秀文化，還可以為中國道路尋求可靠的本土文化資源。

據筆者目力所及，百年來關于中國家法之研究、流布尚未出現獨立而系統之學術專著，而多集中于如下六類：

——專題研究類。日本民法耆宿滋賀秀三先生所著《中國家族法原理》，側重于研究“傳統中國”（traditional China）家族之法律構造及其內部治理，但重點在于闡釋家的社會機制效應。國內如徐揚杰先生所著《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對傳統家法之功能多有涉獵，但重于家族制度源流考辨及功能分析。另有《中國家族文化》等系列文化叢書，但多系資料鋪陳，貪多務得，反失根本。

——文化宣講類。近年來，為凝聚人心，整飭世風，國家高層開始注重恢復、倡導傳統家教、家風，家法漸次成為熱詞。但該類傳播多系文化宣講，主題不一，角度各異，雖有較高收視率，但缺乏系統性深度介入。

——政策時文類。此類研究集中于國家高層領導講話及各類人士對講話之解讀心得，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多為標簽化命題時文，難以全方位、深層次把握傳統家法之固有精神。

——主題編述類。如1960年日本多賀秋五郎先生編輯《中國宗譜の研究（資料編）》。國內有費成康先生主編之《中國的家法族規》，對歷代名門大族之治家規范進行分類臚列并進行編校、說明、闡釋。此類雖有編校之功，但視域過窄，難窺全豹，更無從進行抽象歸納。

——文獻整理類。南宋理學家劉清之所輯《戒子通錄》，系本人目前所知最早、最系統之家訓總集，嗣后歷代均以家族為單元進行家法、族規編撰、修訂。近代以來，各類家族習慣法調查亦形成了海量文獻，較為知名者如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刊行之《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巖波書店刊行之全六冊《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將家法族規視為“習俗慣例”，力求予以全景展現。年代最晚的，近有2012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之《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套裝4冊，調研者為南開大學魏宏運教授、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三谷孝諸先生。此類于文獻搜裂、集成可謂居功至偉，但僅限于素材采擷，且方法論多采用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學科標準，對家法之法權屬性及功能定位，無從研判。

——司法判例類。于司法判決中對家法之類民間俗例多所參酌，從中可發掘家法作為“法源”之巨大價值及其上升為“法源”之生成路徑、治理功效。較早如《名公書判清明集》，系南宋時期諸多名宦采俗例判案之判詞，后被仁井田陞教授《中國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一書收錄，為日本學界推重。國內最早有西南政法學院（今西南政法大學）1983年節選本，后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之上下本，198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晚近代表尚有郭衛所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分別由會文堂書局及其新記書局于1932年、1933年刊發，1972年由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國內2013年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硬精裝版。

上述研究、編輯、判例雖不乏篳路藍縷之功，但相較而言，存在嚴重不足。

——零星散亂，缺乏系統。近現代以來，囿于西方學科界分標準，學界家法研究廣泛涉及法理學、法史學、民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倫理學各大領域。看似繁花點綴，但因價值論、認識論、方法論差異，各學科研究各行其道，各是其是而非其非，大道多歧，莫衷一是。

——魚龍混雜，層次不一。因缺乏系統性，家法作為一種文化遺存，既有國學大師之雪泥鴻爪，還有國學班之蜻蜓點水，更有自媒體時代之萍蹤掠影。

——類型化標準紊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家法于傳統治理結構中，存在多樣態、動態化等特質，由此衍生之家教、家風、家政、家禮、家祠等文化現象之間存在何種關聯，其關聯形式如何，目前均難有統一之類型化區分，更難確立類型化標準。

——核心價值提純難度大。傳統家法存在樣態多元，雖以儒家教義為主流，但因涉及子孫教育及家族前程，其中多有所謂權變之道，雜以道家之言、佛家之學，如何提煉其核心價值，殊非易事。

——現代轉型路徑維度過窄。目前的研究、傳播，或限于史料搜集、堆砌，或限于單項解讀，或一味泥古復古，或以今代古，強作解人，引致傳統家法之核心價值體系難窺全豹，更難尋求科學合理且易于操作的現代轉型路徑。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對于傳統家法不宜再局限于淺表層次挖掘，而應當致力于如下四項工作：

——精準提純。在全面梳理、甄別的基礎上，對傳統家法所蘊含的核心價值進行提純，特別注重探索儒學義理之學于家族自治、地方治理、國家治理三方面如何確立基本價值基座并通過家法生成制度，推廣流布；另一方面，剔除傳統家法之身份特權、反人性治理措施，以符合現代法治理念與法治體系。如傳統祠堂文化雖有其強大功能與正向價值，但亦多有不合時宜的成分，比如打屁股，搞家暴，侮辱人格，比如禁止寡婦再嫁，破壞婚姻自由，比如超越國法，用浸豬籠等方式公開處死強奸、亂倫、搶劫殺人等惡性犯罪的家族成員等。

——科學分類。傳統家法又稱家規、家范、家乘、族規、族約、宗規，名稱繁雜，類型眾多。就其規范指向而論，家法至少包含三個層次：上位概念系指家族內部各類自治規范及訓誡尺牘，次一級概念系統系指基于神權、父權而產生的家族管理規范及其實施路徑、治家策略，最狹意義上的家法，還可以指基于管理權而產生的懲戒權。本次解讀力爭構建科學標準，設計出存在形態、功能定位、管理目標等標準，對傳統家法進行系統歸類。

——合理定位。家法始于人倫，終于時用，是儒家義理之學的民間具體運用。筆者力求于法權層面對傳統家法定性、定位，探尋家法、國法之間的一致性與互通性，藉此明確其于現代社會應有之功能性價值及其實現路徑。比如民法典是否應當規定“家長權”？“家長”歷經百年誤讀誤解，已然被刻板化甚至污名化，但家長之于家庭內部自決權、外部法律責任承擔等問題的解決，不僅決定著未來民法典主體制度構建，還深刻影響著未來社會治理績效，必須于法權構建層面進行合理定位。

——有效移入。傳統家法是一套相當復雜而精妙的管理規范體系，涵括了子女身心健康、知識積累、經驗傳授、交際應酬等各方面的規則、示范。倘能有效移入，不僅能開發、挖掘出有利于化育人才的價值論、方法論，還能有效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正向三觀。

傳統家法于當今社會之應用價值不僅決定了研究的意義，更決定了研究的方向和對社會的影響力。講讀過程中，竊以為，傳統家法即便于二十一世紀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競爭力，其現實效應至少可以歸結為如下三端：

——弘道：傳承經典智慧。傳統家法既屬于善良風俗中的道德自律，也表現為習慣法的家庭（族）自治，屬于“法治”與“德治”結合的典范，不僅維系了家庭、家族的內部穩定，也為社會、國家輸送了有用、可造之才，保障了中華文明的有效傳承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其中，對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三者之間的關系解讀屬于傳統國學的經典智慧，由身及心，由家及國，即便于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亦頗多可采。

——資政：弘揚優秀傳統。與西方近代以來之街區制、社區制不同，傳統中國家國一體的文化精神與制度構造迄今保留，家法與國法同興衰，家運與國運共消長。按照一般邏輯，家運影響國運，國運系于家運，此即傳統所謂“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當無數家庭殘滅，家不存，國無寄；相反，即便國家覆亡，諸多家族于短暫的衰落后，又會枝繁葉茂，生機無限。探究其原因，無非是家法所形成的家風、家道、家聲，既有利于強化精神認同，團結族眾，世代砥礪；又有利于個體化人才培育，國運盛則治國平天下，入孝出忠，家國兩旺；國運衰則修身齊家，耕讀養生，避世求生。簡言之，體系周密且永傳不衰的家法以儒家之“德”“仁”“義”為宗旨，對內維系了家庭、家族的穩定、繁榮，對外推動了國家之和諧、強大。而家法之穩定性、權威性、統一性、透明度、執行力適足為當今之地方自治、國家治理提供有益借鑒。

——育人：化育卓越人才。宏觀而論，家法不僅形成了家族管理規范，有利于家道傳承，家風良化，形成優勢競爭力和強大影響力，還是維護國家穩定的最重要基石和前提。微觀而論，一種良好的家族風氣不僅是一幅時代道德規箴圖譜，其功效還不亞于一部煌煌法典。家風，特別是世家大族的門風，育人有致，潤物無聲，往往是一個時代的風向標，成為人們追慕、仿效的典范，影響整個世態人心。家風毀墜，小則導致家族敗落中衰，大則危及社會穩定，國家安全。

屈指算來，從資料搜集、整理，到命題構思、寫作錄制，前后耗時五年多，尚未竟工。本書算是對家法專題的第一個橫切面，解讀是否精準，觀點是否正確，尚有賴于有道君子不吝賜教、多所矯正。

年少以來，涉足文史，對道學家、頭巾氣向來關注不多，甚或鄙棄嘲謔。今日小窗獨坐，校閱書稿，居然發現有類高頭講章，不覺啞然失笑。如或對世道人心有絲毫規誡之效，即便高頭講章，亦屬人畜無害。

拉雜如上，權充序言。

劉云生

2017年09月21日

天高鴻苑·排云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