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P

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有人問我時，我就這樣說。我問我哥哥——他先后在牛津大學、日內瓦大學和巴黎大學教過哲學——他對這一表述有何想法，但沒告訴他是我說的。他就回了一個詞：“自作多情。”

這得從我外婆說起，她叫內莉·路易莎·斯科爾托克，娘家姓梅欽。在嫁給我外公伯特·斯科爾托克之前，她是什羅普郡的一名老師。外公的名字不是伯特倫，也不是艾伯特，而是伯特。他以此名接受洗禮，火化入殮。他是個中學校長，喜歡擺弄機械：一輛蘭徹斯特挎斗摩托車；退休之后又有了一輛非常拉風、動感十足的凱旋跑車。跑車前排有三人長凳車座，不過把頂篷放下來，就變成兩個單人座椅。等我跟他們混熟了，他倆為了和唯一的孩子住得近些，已經搬來了南方。外婆到婦女協會上班。她腌咸菜，然后裝瓶；她把外公養的雞和鵝去毛、燒烤。她身材嬌小，看上去很圓通。和別的老人一樣，她指關節粗大，需要用肥皂潤滑一下才能把戒指摘下來。他們的衣柜里塞滿了手織的開襟羊毛衫，外公的往往織著比較粗獷的纜繩狀花樣。他們定期約見足療醫生；他們那代人在牙醫的建議下把牙齒一口氣拔了個精光。這是常規人生必經的歷程——從搖搖晃晃的吱吱磨牙，一下子就到了全副烤瓷牙，再到頰側滑行治療，到社交窘態和床頭柜上泡沫四濺的酒杯。

這種從真牙到假牙的變化既沉重又粗俗，讓我和哥哥感到震驚。不過我外婆的一生也蘊含另一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我們在她面前從未提起。內莉·路易莎·梅欽，一名化工廠工人的女兒，生于一個基督教循道宗家庭，而斯科爾托克家族信奉英國國教。在少女時代，我外婆有一天突然不再信仰基督教。根據家族傳說的流暢故事，她找到一個新選擇——社會主義。我不知道她當時的宗教信仰有多強烈，也不清楚她家的政治主張；我只知道她曾以社會黨人身份競選市政廳議員，以失敗告終。等我在1950年代跟她熟了，她已進而成了共產主義者。可以肯定，她是白金漢郡郊區拿養老金的老人中少數幾個訂《工人日報》的人之一，而且——我和哥哥都堅持認為——把貼補家用的錢捐給了報紙的“斗爭基金”。

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微妙。對于大多數歐洲信徒而言，這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對接受莫斯科的資金和指令的《工人日報》來說，也是如此。而我那一輩子都沒出過國、一直住在雅致小屋里的外婆，決定站在中國一邊，與之共命運，個中緣由她從未透露。我坦陳自己支持她的決定是出于私利，因為此時她的《工人日報》已被《中國建設》——一份從遙遠的大陸直郵過來的雜志——取代。外婆把那些顏色像餅干一樣的信封上的郵票給我一張張攢下來，這些郵票經常是慶祝工業成就——大橋、水電大壩、剛下生產線的卡車——要么就是畫著不同品種的白鴿在和平飛翔。

我哥哥并不爭這些小恩小惠，因為幾年前我們家發生了一場集郵大分裂。他決定專注于收集大英帝國郵票，而我為了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宣稱要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郵票。這個范疇是我命名的，我自己覺得還挺有道理的。其實指的就是我哥不收集的東西。現在，我已經不記得這個舉措到底是進攻，是防守，還是單單為了實用。只記得在學校集郵社里和一群剛換上長褲的集郵家交換郵票時，這時常造成困惑：“那么，巴恩西，你到底集什么？”“世界其他地方。”

外公對百利護發乳情有獨鐘，他的派克諾爾扶手椅——高靠背，帶一對能讓他靠著打盹兒的側翼——的罩子可不單單是為了裝飾。他的頭發比外婆的白得早；他蓄了一副修剪過的威武神氣的八字須；拿著鐵桿煙斗，煙袋總是把開衫口袋塞得鼓鼓囊囊的。他還戴了個笨重的助聽器，這是成人世界——或者，確切地說，是成人時代更遙遠的那一邊的世界——的另一面，我和哥哥很喜歡嘲笑這個。“你說什么？”我們把手攏在耳朵邊，譏諷地彼此大喊。我們倆都期待外婆的肚子咕隆隆地響起，聲音大得連耳聾的外公都聽見了，他問：“孩子他媽，電話響了嗎？”一陣尷尬的嘟噥之后，他們又繼續悶頭看報紙。助聽器偶爾發出嘯叫，煙斗被吸得噗噗直響，外公就這樣坐在威武的扶手椅里，邊搖頭邊看《每日快報》。在那紅色一角，外婆坐在柔軟的女式扶手椅上，對著《工人日報》嘖嘖不已，此報向她描述了一個真理和正義時刻遭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威脅而危在旦夕的世界。

到了這個時候，外公恪守的宗教儀式不過是看看電視節目“贊歌”。他干木工活，在花園里忙碌，自己種煙草，然后放在車庫頂上晾干。那上面還儲存著他的大麗花塊莖，以及用毛繩捆起來的一份份舊《每日快報》。他寵愛哥哥，教他如何磨尖鑿子，還把自己的木工箱留給他。我不記得他教過我（或者留給我）任何東西，不過有一次他允許我看他在花園木棚里殺雞。他把雞夾在手臂下，輕撫著它，讓它平靜下來，然后把雞脖子擱在一個用螺絲固定在門柱上的綠色的金屬壓榨機里。當他按下刀柄時，手更是緊緊地抓住那只雞，以防它垂死掙扎。

哥哥不僅可以在一旁觀看，而且可以參與。很多次都是由他按下刀柄，外公只是摁著雞而已。不過我們哥倆在殺雞的記憶上出現了分歧。我覺得那不過是一臺把雞脖子擰折的機器，而他覺得那是個小型斷頭臺。“我記得很清楚，鍘刀下面有個小籃子。我還記得（不過畫面有點模糊）雞頭掉在地上，有些血（不是很多），外公把斷了頭的雞放在地上，它還掙扎著轉了好一會兒……”是我的記憶自動凈化了，還是他看多了法國大革命的電影，所以記憶變得更加殘暴血腥了？無論是哪種情形，在指引我們認識死亡——及其紛亂——的道路上，外公為哥哥所花的工夫，遠甚于為我做的。“你記不記得外公在圣誕節前是怎么殺鵝的？”（我不記得了。）“他在鵝圈里一圈圈地追那只在劫難逃的鵝，用鐵鍬打它。總算抓住了，他還會把它摁在地上，用鐵鍬抵住脖子，然后用力拽它的腦袋。”

哥哥記得一個特別的場景（但我從未親眼見過），他稱之為“互讀日記”。外公外婆都有記日記的習慣。有時，在某個晚上，他們會朗讀幾年前某個星期的日記，以此消遣。他們倆記的東西顯然都相當瑣碎，卻常常相互抵牾。外公：“周五。在花園里忙活。種土豆。”外婆：“瞎扯。‘一整天都在下雨。太濕了，花園里干不了活。’”

哥哥還記得，他小時候有一次進了外公的花園，拔光了所有的洋蔥。外公把他打得嗷嗷叫。過后，外公的臉變得煞白，向我媽坦白了一切，并發誓今后再也不會對孩子動手。其實，我哥壓根就不記得這事兒了，什么洋蔥啊，挨揍啊，全忘了。他只是從母親那里把這個故事聽了一遍又一遍。當然，即使他記得這事兒，也許還會大表疑惑。作為一位哲學家，他堅信記憶是會出岔子的。“甚至，按照笛卡爾的爛蘋果原理，除非有什么外界的東西支撐記憶，否則誰都不可信。”而我比較輕信人事，或者自欺欺人，好吧，那就繼續下去吧，權當我的記憶完全正確。

我母親洗禮時取名凱瑟琳·梅布爾，但她討厭梅布爾這個名字。不過她向外公抱怨的時候，外公解釋說，自己“曾經認識一個特別好的姑娘，叫梅布爾”。盡管我擁有她的禱告書，但對她在宗教信仰上的進退一無所知。她的禱告書和《古今贊美詩》用柔軟的棕色山羊皮裝訂在一起，每卷上面她都用奇特的綠墨水寫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Dec：25.th1932.[1]”。我贊賞她加標點的方式：兩個句號和一個冒號，其中一個句號恰好在“th”的正下方。如今可沒人這樣點標點了。

我小時候，三個不能談論的話題都是傳統話題：宗教、政治和性。后來，我和母親開始討論這些問題時——當然只有前兩個，第三個是永遠不會列入議事日程的——她是政治上的“正宗保守派”，我猜她一輩子都這樣。至于宗教，她堅定地告訴我，在她的葬禮上她不要“任何繁文縟節”。所以，當殯儀員問我要不要把火葬場墻上的“宗教標志”拿下來的時候，我告訴他這八成就是母親的心愿。

順便一提，條件式過去時是我哥嚴重懷疑的一種時態。在等待葬禮開始時，我們并沒有爭論——這是有違一切家庭傳統的——而是交流了一下，交流的內容是：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標準，我算是個理性主義者，而如果按照他的標準，就很勉強了。母親第一次因中風而臥床不起時，她欣然答應孫女C可以開她的車。這輛車是她眾多雷諾車里的最后一輛，四十多年來，她一直偏愛雷諾這個法國牌子。和哥哥站在火葬場的停車場里，我尋找著那輛熟悉的法國車身影，侄女卻開著男朋友R的車來了。我說：——可以肯定，語氣很溫和——“我覺得媽倒希望C開著她的那輛車來。”而哥哥——他的語氣也很溫和——則不以為然。他指出，共有兩種愿望，一種是死者的愿望，即死去的人們曾經的念想；另一種是假想的愿望，即猜測人們會有、也許有的愿望。“媽倒希望”是兩者的結合：是對死者愿望的猜想，因而需倍加質疑。他解釋道：“我們只能做我們想做的事。”去滿足母親可能有的愿望，就像他現在開始回顧自己過去的愿望一樣，是很不合情理的。但我回答說，我們應該盡量滿足母親會有的愿望。因為：一、除非我們想讓母親的身子爛在后花園里，否則我們必須做點什么，而其中絕對會面臨抉擇；二、我們希望自己死后有人也會為我們實現那些我們會有的愿望。

我跟哥哥不常見面，所以我總是驚訝于他的思維方式；不過他說得蠻誠懇的。葬禮后，我開車送他回倫敦，我們兩人談了談我侄女C和她男朋友，我覺得這場對話更是古怪。兩人在一起很久了，然而有一段時間鬧別扭，C開始和另外一個男人交往。我哥和他妻子一見面就不喜歡這個第三者，顯然我那嫂子只花了十分鐘就“把他掃地出門”了。我沒問到底是怎么把他掃地出門的。我只是問了句：“那你認可R嗎？”

“我認不認可他，”我哥答道，“這無關緊要啊。”

“不，怎么會呢？C也許希望你認可他呢。”

“恰恰相反，也許她不希望我認可他。”

“但不管怎么說，你認不認可他，對她而言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吧。”

他想了一會兒，說：“你說得也對。”

從這一場對話中，也許你可以看出他是哥哥。

我母親從未對她想在葬禮上放什么音樂發表過意見。我選了莫扎特降E大調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K.282，那種悠長的莊嚴的展開和再現，活潑段落依然肅穆嚴正的音樂。全長好像十五分鐘左右，而不是唱片套上說的七分鐘，以至于我發現自己不時地疑惑，這是不是另一曲莫扎特，或者是火葬場的CD機在跳碟。前一年上過《荒島唱片》節目，那時我選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后來，我媽打電話來，說我把自己描繪成了不可知論者。她說我父親也曾這樣描述他自己——而她自己卻是無神論者。在她看來，信奉不可知論仿佛是一種猶疑不定的自由主義姿態，與無神論的真理和市場力量的現實背道而馳。“對了，這些和死有什么關系？”她接著說。我解釋說自己并不喜歡這個說法。“你就像你爸，”她說，“也許是因為你還小吧。等你到了我這把年紀，就不會這么介意了。無論如何，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我都見過了。想想中世紀——那時，人們的壽命可真短哪。現如今，我們活到七十、八十、九十歲……人們信教，只是因為他們怕死。”我母親表述觀點就是這樣——清晰、堅持己見、明顯聽不得反對意見。她主導家庭，對世界有把握，童年時清晰明朗，青年時自我約束，成年時苛責嘮叨。

母親火化后，我從那個“風琴手”那兒取回了我的莫扎特CD。回想起來，我覺得這位風琴手如今定是靠把一張CD放進和拿出CD機來賺取他全部的彈奏費。我父親是五年前在另一個火葬場火化的，那個風琴手兢兢業業地為他彈奏巴赫。這是“他會想要的”嗎？我覺得他是不會反對的。他是一個平和、開朗的人，對音樂并不太感興趣。他在這一點上，跟在大多數事情上一樣，對老婆是言聽計從的，盡管在私底下也會挖苦幾句。他穿的衣服，他們住的房子，他們開的車子：這一切的決定權都在老婆手上。我年少輕狂時，一度覺得他太窩囊了。后來覺得那叫順從。再后來，覺得他其實是有主見的，只是不愿爭辯罷了。

我第一次隨家人去教堂，是為了參加一個表兄的婚禮。那次我驚訝地看著父親跪在長椅上，一只手捂住額頭和眼睛。為什么要這樣？我問自己，然后假模假樣地擺出虔誠的姿勢，底下卻透過指縫窺探起來。這就是父母讓你驚訝的場景之一。你驚訝，不是因為你在他們身上新發現了什么，而是你發現了一個新的未知領域。我父親這么做只是因為禮節嗎？他是不是覺得如果撲通一聲跪下了，他就會被看作一個雪萊式的無神論者？我不知道。

他死得很現代，死在醫院里，身邊沒有家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分鐘，只有一個護工陪伴。幾個月來，應該說是幾年來，醫學延長了他的生命，但到這份上已經難以稱得上生命了。在他去世前幾天，我媽還去看過他，然后就出了疹子。最后一次見面，他腦子已很糊涂。母親用她特有的腔調問他：“你知道我是誰嗎？上次我來這兒，你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父親也用自己特有的腔調回答說：“我想你是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