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萌發(fā)一個想法：寫一本西方哲學的通俗讀物，經(jīng)過一番考慮，最后確定一個題目：《西方哲學的趣談與啟迪》。去年下半年，我把這個想法同當時主管科研的副院長吳向東作了匯報，得到他的支持與鼓勵。今年6月我又同新上任負責科研的副院長李建會談及此事并簡要地介紹寫作進展情況，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首先碰到一個問題：這本小冊子寫哪些哲學問題和內(nèi)容。這是一本通俗讀物，與現(xiàn)代社會流行的此類專著、教科書不同，它不是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西方哲學家的哲學理論觀點，而是挑選出其中某些哲學問題、命題或名言進行論述與分析。為此我確定選題的三個原則：第一“趣味性”。既然此書為“趣談”，就必須從西方哲學中挑選出能夠引起讀者興趣的哲學問題、命題或名言，使讀者見到此題目就能夠被吸引，并迫不及待要去讀它。第二“哲理性”。既然是西方哲學的讀物，當然不能離開哲理性這條主線，盡管不是全面論述西方哲學家的理論觀點，但無論寫哪方面的問題、命題或名言，都是從一個側面、一個視角反映哲學家思想，而且應該從中揭示出其深刻的哲理性的內(nèi)涵。第三“啟發(fā)性”。就是讓讀者讀后不僅增長了哲學知識，而且無論在看問題上還是在思想方法上得到一些啟示、幫助與提高。根據(jù)以上三個原則，經(jīng)過認真考慮和反復選擇，最后確定這本小冊子的四十個小題目。

在寫作過程中碰到不少困難，其中一個主要困難就是哲學內(nèi)容闡釋和寫作形式的通俗化問題。作為一本西方哲學趣談的讀物，顯然不能寫成學術專著和正規(guī)教科書那樣。但這對我來說，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自己長期養(yǎng)成的寫作的習慣產(chǎn)生的。我從事西方哲學的教學與研究達數(shù)十年，無論是寫的專著還是論文都著重于從內(nèi)容上的深刻性和見解上的創(chuàng)新性下功夫，很少考慮通俗化問題，因此文字表達充滿思辨，甚至晦澀費解。正是由于自己長期養(yǎng)成這種寫作思路與風格，而今天要從通俗化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不是三兩天就能做到的，盡管自己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明顯。二是自己掌握西方哲學知識結構存在問題產(chǎn)生的。西方哲學從古到今涉及的哲學家很多，他們的哲學思想觀點十分豐富和復雜。自己經(jīng)過多年的教學與研究對有些哲學家的哲學理論進行過一定研究，有較深入的理解與掌握，但對不少哲學家的哲學觀點并未進行認真研究，只停留在一般了解或一知半解上。古語云：“熟能生巧?！睂τ诓皇煜ぁ⑸璧臇|西，當然很難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我很同意一位學者的話：只有“通”，才能“俗”化。也就是說只有對哲學家的問題、理論觀點有深入研究與了解，達到融會貫通，才能應用自如以通俗語言表達出來。這里我想起兩位哲學大師寫的著作與文章。一位是馮友蘭先生，他寫的《中國哲學簡史》一書是這方面的典范。由于馮先生對中國思想家、哲學家的思想融會貫通，并將中西方哲學融為一體，他把玄奧的哲理和深刻的見解，通過通俗語言明明白白地表達出來，讀者都很喜歡讀這本哲學著作。另一位是胡適先生，他在美國留學時師從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對于實用主義的理解達到深刻透徹、融會貫通，所以他在介紹實用主義的文章中，用許多生動的恰當實例解釋實用主義理論觀點，顯得生動具體，讀起來一目了然，沒有半點生僻和晦澀之意。兩位哲學大師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我1956年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工作，后來由于教學需要，于20世紀60年代初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進修西方哲學，從此我主要從事西方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進修期間得到張世英、苗力田兩位老師多方指導，此后兩位老師每出版一部著作、譯著都贈送給我，使我得到很好學習機會。同時多年來也經(jīng)常得到朱德生、陳啟偉、鐘宇人、侯鴻勛等學長的幫助，有的學長還抽出寶貴的時間閱讀我的一些書稿，提出寶貴意見與建議。在兩位老師和幾位學長的指導和幫助下，半個世紀來我結合承擔的國家、教委、北京市的課題寫出一些著作和論文，有的還獲獎。但總覺得自己出版的著作和發(fā)表的論文都是屬于學術性、思辨性很強的東西，除了哲學專業(yè)人士能去閱讀之外，一般讀者則是望而卻步。從而產(chǎn)生一個想法：在有生之年寫一本西方哲學的通俗讀物，以彌補這個缺陷?，F(xiàn)在出版這本小冊子，雖然很膚淺，而且還會有很多錯誤，但就算我耄耋之年完成的這個夙愿吧。

楊壽堪

2015年9月10日

于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