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大多已如過眼云煙。1996年夏天的一次閱讀，卻穿過二十多年的時光，宛若眼前。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大三，嶺南六月酷暑，無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躺在宿舍隨便翻翻以消遣夏日。驀地，兩段文字映入眼簾，銳利地刺激著我半睡半醒的神經：

歐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來，一般地說不會多于中國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國更多的民族也是問題。在人數和多民族方面，歐洲人和中國人很可以相比，同樣是人數眾多，民族復雜。可是在他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約10億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而10億多的中國人只生活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別，就不能忽視。

以上對事實的簡單陳述間接地表明，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等字眼當用于中國時，只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要了解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從其內部進行演變性的了解。[1]

簡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歐對比，深刻地呈現出中國在人類文明史上長期維持著大一統體制的獨特性。這難道不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嗎？我陡然間心潮澎湃，浮想聯翩。浮想的內容而今已渺不可尋，但那一片刻的少年激情，使我多年后“合理化”地回眸往昔之時，會把這次偶然的閱讀視為自己學術人生的一個起點。不過，彼時的我對此毫無意識。瞬間的興奮消退之后，這個問題也迅速隱去。我對未來很懵懂，記者、公務員，是我隱隱約約的職業理想。

三個多月后，與黃國信老師一場隨意的談話，不經意間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頭并付諸實施。何其有幸，我成了黃啟臣、劉志偉、陳春聲三位老師的學生。入師門后，我很快發現，那個年少時曾撥動我心弦的問題，竟然是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的主要關切之一。

五年的讀研生活恍如昨日。在陳春聲、劉志偉兩位老師的指導下，我2002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6年后該論文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該書討論的是中國傳統大一統結構的性質，問題很宏大，但不是從抽象的思想中尋求答案，而是在具體的區域社會史脈絡中探尋可能性與現實性，論證思路如下：

西南地區有著深厚的“國家”傳統，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已發現這里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政權，同時還分布著眾多無君長統屬的人群。宋代，這里也并非只有一個大理國與中央王朝對峙，僅在四川南部、云南東北部、貴州西部與中部，就有“婁素”（20世紀50年代識別為“彝族”）建立的十來個地方性政權（彝文文獻稱其為“勾”，漢譯為“君長國”），我將此概括為“多‘國’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區”，是為我整個研究的起點與前提。[3]由此提煉出一個問題：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與意識形態，如何在一個具有自己的政權、文字、禮儀以及政治法律傳統的非漢族社會中推行與表達？換言之，這類社會如何進入中國大一統秩序？

從上述問題出發，我選擇位于貴州西北部地區的水西、烏撒兩個勾政權為研究對象，考察它們從宋至清被逐漸整合進王朝國家的過程，并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理論意義。我的一個觀念是，理解中國歷史的概念與范疇要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與話語中去探尋，以期貼近歷史當事人的心態與觀念；同時又要具備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相關理論對話的可能性，以免陷于自說自話、故步自封的境地。因此之故，該書極其重視彝、漢史料中那些精練而富有內涵的詞匯和短語，諸如漢文文獻中的“版圖”“族類”“異域”“新疆”“舊疆”“羈縻”，以及彝文文獻中的“彝威”“彝榮”，等等，經由對它們的深入詮釋，我得到了理解南方非漢人群進入大一統秩序的一些粗淺認識。

一、“版圖”：與賦役密切相關的人口與土地的集合體

我抓住的最關鍵概念是“版圖”。依據《中國歷史地圖集》，我國的西南疆域，自漢代就已大致奠定，但依古人的敘述，情況卻有所不同。例如，明萬歷年間四川播州改土歸流之后，官員們稱播州進入了“版圖”，名其曰“新疆”，即新的疆土。60多年后，吳三桂平定了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官員們又云，水西是國家的“新疆”，有詩曰：“濟火（水西土司的先祖）無遺族，山川隸版圖。”又過了60多年，雍正皇帝在滇東北、黔東南用兵之后，官員們再彈老調，稱這些地方成為國家的“新疆”，而60多年前平定的水西以及更久之前平定的播州，則屬于國家的“舊疆”。這類論調不獨西南為然，例如，康熙年間收復臺灣后，也說臺灣是“新疆”。

是古人錯了，還是今天的歷史地圖錯了？其實都沒有錯，因為古、今語境中的“疆”與“版圖”，含義迥然不同。今人依民族國家的觀念，以國際法為依據，將國界線以經緯度精確描述并劃定，線內，就是國家的“版圖”和“疆”，這純粹是一個土地的概念，與人無關。每平方千米聚集上萬人的特大城市，同高原、沙漠的無人區一樣，都是國家神圣版圖的一部分，國家的主權沒有任何差別地投射在這些地方。

中國古代的“版圖”，則主要是一個賦役概念。稅收是國家的本質，依其情形，中國古人的視野中有三類地區：其一，所有人戶在制度上均要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編戶齊民”之地；其二，只有一個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羈縻區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區；其三，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王朝的“異域”。在古人的觀念中，第一類地區就是國家的“版圖”。因為人是賦役的主體乃至客體，所以中國古代的版圖，就要集土地、人戶于一體。正如清朝人所云：“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簡言之，某個地區的土地、戶口登記于官府的冊籍，這個地方就是國家的版圖，而登記當然就意味著賦役。

二、從“異域”到“舊疆”

至遲在明代，“版圖”在許多情況下已被用來界定王朝的“疆”。當上述第二、第三類地區進入“版圖”，變成第一類地區時，常常被稱為“新疆”，并且一般不再被視為“化外”——盡管“化外”一詞的使用存在著隨意性。[4]隨著“夷”、漢族類的交往與互動、對正統儒家意識形態認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禮俗、文化上被認為呈現出“與民人無異”的趨勢，而他們自己亦不斷通過各種策略，建構更加符合王朝正統的身份與認同，“新疆”由此逐漸被視為“舊疆”。要言之，“新疆”的關鍵在于“版圖”，而“舊疆”則進一步強調禮俗。未入“版圖”之地可分為“異域”與“羈縻”兩類，前者指中央王朝連名義上的統治都不能維持，自然也沒有人繳賦應役之地；后者意味著當地首領向王朝表示效忠，并受制于貢賦制度，但地方原有的制度與習慣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維持，而且當地人群也大都不是王朝的編戶齊民。

烏撒與水西兩大君長國的興亡史，展現出“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的完整過程。西南許多地區的歷史都與此相似，如烏蒙、芒部、東川等君長國。當然，一些有相似歷程的區域在文獻上并未直接使用“新疆”“版圖”一類詞語來描述，歷史也不一定按線性序列發展，中央王朝在許多邊遠地區的秩序建構可能會略去其中的一些環節[5]，并且古代官員士大夫們使用這些詞語時具有一定的隨意性，但無論如何，從歷史文獻中發掘出來的這些詞語，提供了一個理解傳統中國大一統秩序如何在南方擴展的有用模型。

三、“內部邊疆”的消解[6]

這一模型，揭示出觀察中央王朝開拓西南的新視角。元朝滅了大理國后，原擬將西南族類盡收“版圖”，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諾，那些君長、酋長們只要投誠歸附，即可“官不失職，民不失業”，由此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改“異域”而為“羈縻”。明興，對待各土司“踵元故事”，繼續維持羈縻秩序。深入的區域史研究揭示，元代以及明初，王朝在西南非漢族類地區能實際控制的，也就是能讓當地百姓繳賦應役的，主要是交通線和城市。明朝人萬士和描述烏撒一帶：“軍屯之外盡夷方，夷婦同爭鼠馬場。”黔撫郭子章亦稱：“貴州一線路外即苗穴矣。”

因此，當時王朝在西南非漢區域的“版圖”，是一些線，一些帶，加上一些零星的點。這樣，歷史地圖集上的南方邊界，我們或可稱之為“外部邊疆線”，它大致勾勒出了王朝設官（包括土官）統治的范圍。在其內部，依中國古代的疆域觀念，還有不少人群游離于王朝“版圖”之外，形成了許多“內部邊疆”。從“異域”到“舊疆”的歷史，就是內部邊疆逐漸消解的過程。與此相應，王朝的“版圖”不斷擴大，從線擴展為面而且面的范圍日益拓展，到了清代中期，西南地區尚未進入王朝“版圖”的，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點了。

四、非漢族類的主體性

依古人的描述，“內部邊疆”的消解過程，意味著王朝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大獲全勝。這一視角，與今日學界內外所熟知的“漢化”等概念遙相呼應。這類論調無疑是建立在大量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的，并且也與我們通常的觀察有著較高的符合度。不過，西南非漢族類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嗎？他們的主體性何在？我為此不惜花費大量筆墨，除了通過豐富的彝族文獻考察彝族人（婁素）自己的歷史認知與表達外，還用“內部競爭引導王朝擴張”“新秩序中的舊傳統”“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統一與分歧”三個概念，來揭示“異域”社會自身傳統的延續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

關于“內部競爭引導王朝擴張”，我指出了兩種情況。第一，一個看似統一的周邊族類的部落或政權中，往往充斥著各種利益團體，呈現出內部競爭的狀態。當與中央王朝發生接觸之后，某些團體或其領袖人物可能會因應新的政治情勢，積極引導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權的事務，在此過程中，他們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地滿足了自己的所需，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產生。以水西勾政權為例，這是具備較強凝聚力的強大政治實體，但內部有四十八支，勾政權的君長在其中輪流產生。這造成了一個復雜的現象，一方面，勾政權的強大與統一制約了王朝的擴張，另一方面，為了本支乃至本家庭獨攬君長之職，明正統年間，安隴富通過為朝廷東征西伐換取支持，于是由他們一家世襲君長的嫡長子繼承制得以確立，這一制度不但符合明王朝的觀念，而且有助于明朝加強對土司地區的控制。第二，有的擴張中，王朝并沒有明顯地介入，形成一種“（王朝）未出場的擴張”，這種擴張通常發生在“新疆”“舊疆”等已納入王朝“版圖”的區域。例如，李文良的研究揭示，臺灣岸里社熟番于康熙年間響應政府的墾荒政策，取得了在大甲溪南墾地的權利，但在18世紀末，因為部落內部的權力斗爭以及外部漢人的農墾壓力，各關系人通過各種辦法，競相把地權來源追溯到帝制時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統權力來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個邊遠的地區，成為符合帝國象征與規范的地域。在這樣一種“未出場的擴張”中，王朝所獲得的，主要不是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編戶，也不是能夠更有效地控馭周邊族類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對自己的權威、象征的認同。

關于“新秩序中的舊傳統”，我指出，土司制度乃至改土歸流等任何舉措，都不能立即創造出新秩序——盡管表面看起來似乎如此，從“異域”到“舊疆”的演變，是兩種不同制度與傳統間互動與妥協的結果。例如，由于水西、烏撒在實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經存在著一套以則溪制度為中心的、有著深遠歷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權力架構，所以，直至清代末年乃至民國時期，中央在當地的統治，從形式到內容上都帶有明顯的“地方性”色彩。元明土司制度規范的主要是土官與王朝的關系，勾政權制約了王朝的擴張，使得王朝很難在勾政權的領地內賜封小土司，也無法編定里甲。清初勾政權瓦解后所建立的流官制與里甲制，也是在改造彝族原有的則溪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并非一個全新的創造。此外，雖然清王朝在該地域實施了改土歸流，但原來勾政權中的土目仍然長期存在，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

關于“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統一與分歧”，我指出，在廣闊的西南地區，非漢族類對王朝國家的認同呈現出兩種情形。一種是連帶著將自身的族類身份也改變了，出現了許多少數民族認同漢人身份的例子，甚至許多土司也聲稱自己源出漢人。此即“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統一”。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土司、土目中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甚至在改土歸流之后，我也尚未發現有彝族土目自認為是漢人的例子。認同王朝國家并不意味著認同漢人身份，我稱之為“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分歧”，并從政權與文字傳統來予以解釋。水西與烏撒至遲在宋代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組織，并且擁有自己的文字。關于本族的來源以及統治本地的合法性——這一切當然都與漢人無關，早就書寫在用本族文字所創作的家譜、歷史書籍以及宗教文書中。文獻與口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而且這些文獻的內容經常要由勾政權中的布摩、慕史在不同的場合宣講、傳授。這樣就使族人對本族的來源以及統治此地的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記憶，并且這種記憶受到固定化了的文獻的規范。元、明王朝的勢力介入西南地區，水西與烏撒建立了土司制度，但勾政權制約了王朝的擴張，王朝的勢力難以深入，不管是土司還是普通彝人都珍惜自己的高貴身份，絕不可能聲稱自己源出漢人。變化僅僅出現在關于統治合法性的認知方面，勾政權的上層分子一面繼續將其歸因于本族的美好根源，一面又與王朝扯上關系——這是一種充滿矛盾的認同。清康熙年間改土歸流之后，對族源的那種強大而牢固的記憶仍然不易消亡，并且原勾政權中的土目與布摩仍然存在，大量的彝書也還繼續在民間使用與流布，所以黔西北的上層分子乃至許多普通彝人并不輕易轉向漢人的身份認同，甚至他們在取得功名后也是如此。例如，普坑底的黃氏是當地的望族，清中期后出了不少讀書人，但他們仍把占有普坑底的合法性歸于水西君長的賞賜，并且毫不掩飾自己的非漢身份，稱“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冊書籍”，可見彝書在維持婁素族類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大一統體制的彈性

傳統中國的大一統體制能夠不斷擴展并長期延續的關鍵之一，在于它的靈活性。統治者們并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一成不變地推廣到西南地區，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的差別體現出了彈性與務實性。即便進入了王朝“版圖”之內，傳統大一統結構依然能夠根據形勢為地方預留一定的表達自我的空間。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義”的靈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推行與滲透，促進了新秩序的穩定以及地方對王朝的認同。

在敘事上，我抓住制度、開發、認同三個關鍵詞展開。有人可能認為我的關注點在地方社會，但在我們看來，不管史學研究如何“城頭變幻大王旗”，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始終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隨所謂學術前沿亦步亦趨，無異于水上青萍，雖時髦而不免流于浮華。制度必須置于人的行動中來理解才有意義，雖然不能線性地認為制度決定著開發與文化認同，但它是我整個分析的切入點。

以上思考，算是對那個少年時撥動我心弦的問題的一個回答。2002年我博士畢業，四年后我的書稿大致修訂完成，距離1996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正好十年。答案還很不成熟，但十年的青春歲月就在尋求解答的過程中如水而逝。

博士畢業后，我開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經歷過一段迷惘時期。2005年的某一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張兆和教授來中山大學開會，建議我同他一起去申請香港研究資助局的項目，以便搜集、整理、研究民國時期西南少數民族精英用漢文書寫的文獻，考察他們如何想象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國族認同等問題。我與張教授的分工是，他負責苗族，我負責彝族。聽完張教授的談話，我陡然間靈光一現：我過去研究的是中國王朝國家的性質，但晚清以降，中國已逐漸演變為一個民族國家。在這個宏偉的變遷過程中，西南的那些非漢人群如何因應呢？他們自己的傳統，會在其間發生什么作用呢？這可是我過去研究的自然延伸啊。這一發現令我興奮莫名！

我愉快地接受了張教授的邀請。2006年9月，我們的研究計劃以“Writing Indigenism：Non-Han Intellectuals' Chinese Writings on Miao-Yi Identities and Frontier Politic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為題，獲得了香港研究資助局的立項資助。四年后，當我們結題時，張教授已經搜集、整理了梁聚五、石啟貴、楊漢先等湘黔苗族精英的大量論著，出版了《梁聚五文集》（上、下冊）[7]，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文，而我則主要搜集、整理出《嶺南電文集》（上、中、下三冊）、《李仕安文集》（上、下冊）、《曲木藏堯文集》[8]。雖然還存在種種不足，但我們自信已經為學界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在全國各大公藏機構翻閱民國時期浩如煙海的報刊檔案，搜集彝族精英們的論著的過程，恰如行走在山陰道上，美景應接不暇。我逐漸意識到，盡管在綿延兩千多年的正史書寫系統中，西南地區的人群作為非漢族類一直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進入民國后，在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他們卻面臨著既非漢人也非少數民族的尷尬，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應有的權利。這深深刺痛著當時西南非漢人群的精英們，他們持續不斷地通過著述、演講、請愿、結社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會正視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存在。當然，他們的聲音在近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潮中只是涓涓細流，時過境遷之后，更是逐漸消散殆盡。現在研究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學者們，目光主要放在中國內地的變遷與漢族精英分子們的身上，他們眼角的余光可能會掃過蒙古族、回族等“大族”，但有多少人去真正關注西南邊陲那些被掩蓋了的聲音呢？張兆和教授是對此展開較早探索的學者，他以民國時期苗族知識分子的自我身份表達為話題，自1999年起就陸續發表相關論著，直接啟發了本書的研究。2006年，李列在其大作中，從本位的視角，討論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彝族學者對本族的研究，并將這些研究與建構自身民族認同、追求政治權利結合起來，與我的思考有相似之處。[9]不過，大量民國時期彝族學者的論著與相關檔案并未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彝族學者的那些建構與表達，與之前西南地區歷史的關聯性，也基本被李著忽略了。2008年，在拙著《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的結尾，我明確說明了自己接下來的研究問題，以及貫通所謂古代、近代來加以解決的思路：

清末民初以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傳播、西方傳教士的活動、政府的基層政權建設等等，導致了革命性的新變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環境中，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怎樣想象與建構自己的族類身份以及更高層次的國族或中華民族？相對于學界研究較多的漢人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表述與實踐，這類想象與建構可能會呈現出哪些特色？這些問題關系著對傳統中國如何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理解與認識，筆者希望能夠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象與建構不會是一個全新的創造，只有聯系“異域”進入王朝“版圖”的歷史，在“彝威”、“漢威”、“洋威”交織的過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事實上，彝族精英們的那些論著，文字通暢，文意淺近，把握起來似乎不難。但要深究為何如此表達，卻殊非易事，必須回到之前更久遠的歷史中去尋求答案，而這正好是我過去那本書的內容。這真是一種幸運！

把過去的研究貫通到近代之后，我對當代的彝族認同問題也產生了一點表達的欲望。彝族人口近900萬，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區。在以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的歷史上并不存在一個叫“彝族”的共同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一些存在復雜差別且缺乏內部認同感的人群劃為了“彝族”。因此，彝族是“局外觀察者指定或構建出的一個范疇”，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一種新的彝族意識才出現并發展起來。[10]

郝瑞的研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有關人群共同體研究的潮流。有意思的是，當我帶著這種主位立場，參照郝瑞的族群概念與標準，試圖去接受其結論時，卻產生了更大的困惑。我發現，雖然“彝族”的族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定的，但自宋代以迄民國，在今天被界定為彝族的這個人群范圍中，上層分子一直在建構一個橫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大范圍的人群共同體，今天的民族識別只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延續，并且深受過去那段歷史的影響。這些想法，我以《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兼與郝瑞教授對話》為題，于2007年發表在《民族研究》上[11]，它們會有機地融入這本小書中，獲得更堅實的基礎與更豐富的意義。

2010年，《嶺光電文集》在香港出版，我寫了《“夷族”意識、“夷務”實踐與彝族文化——寫在〈嶺光電文集〉出版之際》一文，權充該書導論。在文中，我揭示了嶺光電等西南非漢族群的精英分子，從何種途徑，憑借何種資源來想象與表達他們的族類身份及其與整個國家的關聯。此文與上述《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兼與郝瑞教授對話》一起，為我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簡明的回答。思路已經很清晰，框架也已完成，我以為再有兩三年時間，就可以完成一部二三十萬字的書稿。但我顯然低估了自己的懶散以及各種事務的煩瑣性，從2005年提出問題開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我在許多場合做過相關學術報告，但除發表過兩篇論文之外，沒有就此撰寫出任何學術論著。我在北京、南京、成都、西昌、雅安、廣州、臺北以及網絡上所搜集到的大量文獻與口碑資料，以我目前的狀態，如要認真解讀，尚需數年工夫，現在就成書付梓，自然事出有因。

首先，這套“歷史人類學小叢書”的宗旨深深打動了我，并讓我找到了一個為自己的慵懶與粗疏辯護的借口。篇幅的限制，使我必須專注于問題的分析、思路的闡述以及歷史過程的勾勒，而不必拘泥于細節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其次，我打算涉及的許多具體內容，一些學者已先我寫出論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趙崢的博士論文[12]，該文在史料上較前人有了極大拓展，對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四川軍閥復雜博弈的背景下，彝人精英爭取成為一個“民族”方面的抉擇與行動做了細致梳理。這使得我沒必要再去致力于一些史實與過程的研究，而是圍繞我的問題來展開討論。

進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做一個簡單說明。按照當代的民族分類，本書的主人公們，主要屬于彝族。但彝族內部支系繁多，自稱各異，計有“諾蘇”“婁素”等數十種，民族識別之前，在漢語語境中，他們則常常自稱或被他稱為“夷人”“夷族”。不過，“夷族”與“諾蘇”“婁素”等所指人群有重合但不等同，而且與“彝族”所涵蓋的人群同樣存在差異，為了避免混亂，使論述更富學理，本書遵從如下原則：第一，史料中的“夷”，仍從其舊，不擅改為“彝”，但絕不認同其中所含有的貶義；第二，當用自己的語言敘述時，本書或為夷加上引號，或徑改為“彝”。讀者須注意的是，凡敘述民族識別之前的歷史，本書中“彝”所涵蓋人群的范圍，與“夷”等同，不能簡單對等于今天的彝族。

下面，就讓我們進入民國時期。

注釋

[1] [美]J.R.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謝亮生、楊品泉、黃沫等譯，14～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3] 讀者可能會問：為何以宋代為起點？之前的漢、唐難道沒意義嗎？我的回答是，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就目前的資料而言，我無法建立起宋代貴州西北部地區的非漢人群與之前歷史的延續性。例如，貴州西北部地區被劃定為彝族的群體，我不但可以知道他們在民國、清、明、元的對應人群，而且可以通過豐富的文獻，確鑿地揭示其社會演變情形，甚至將其與宋代的羅殿國聯系起來。但再往上追溯，我就只看到一些族稱以及蛛絲馬跡般的記載，很難確知人群的對應關系，更無法知道其社會組織的情況及演變。

[4] “化內”“化外”等詞語在使用過程中往往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現出種種不確定性，同樣一個地區，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時被標榜為“與中州等”的化內之地，在強調其風俗粗陋、難于治理時則被貼上“蠻夷”“化外”等標簽，有些明朝稱為化內的地方，清朝則認為明時尚屬化外。通常而言，建立了流官政府并能將當地百姓籍為編戶的地區，朝廷往往不再以“化外”視之，但也有些新納入王朝版圖之地，如清代湖南的鳳凰、乾州、永綏，出于在法治方面還援用當地的“苗例”等原因，所以在一些場景中仍然被視為“化外”。參見《湖南省例成案·名例》卷一《化外人有犯》，嘉慶十八年湖南按察司刻本。

[5] 例如，對臺灣、今貴州東南部等許多地區的經營就未經歷過“羈縻”階段。黔東南是清前期著名的“新疆”，統一臺灣之初，臺灣也曾被視為“新疆”。當然，進入“版圖”成為“新疆”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成了王朝的編戶齊民，即便在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也有不少人游離于國家的戶籍之外。

[6] 這一部分內容，在我的書中已有充分體現，但我并未明確提出“內部邊疆”與“內部邊疆的消解”。2013年9月6—7日在海口市召開的“南海發展與合作論壇”上，我做了《中國古代的陸疆與海疆開拓》的報告，正式提出這一說法，2014年5月17—18日在遵義召開的“播州土司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我受邀做大會主題演講，我的演講題目就是《“內部邊疆”的消解》。

[7] 張兆和、李廷貴主編：《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論》，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0。

[8] 《嶺光電文集》由我與嶺先生之子爾布什哈共同整理，2010年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李仕安文集》《曲木藏堯文集》則因經費所限沒有同時推出。

[9] 參見李列：《民族想像與學術選擇——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 參見[美]斯蒂文·郝瑞：《彝族史學史檢討》《從族群到民族？——中國彝族的認同》《諾蘇、彝族與中國及國外更廣闊的天地》，見[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 溫春來：《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兼與郝瑞教授對話》，載《民族研究》，2007（5）。有必要指出的是，后來郝瑞對自己那個過于武斷的結論有所反思，但他完全沒有聯系民國及其之前的歷史來進行論證。

[12] 趙崢：《邊地攘奪與“少數民族”的政治建構：以民國時期西康寧屬彝族問題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