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王富仁教授

嚴家炎（北京大學）

今年五月上旬，突然聽到王富仁教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我十分震驚和悲痛。

富仁先生胸懷十分高遠，為人極其正直，是我今生交往的最善良、誠懇、真摯的好友之一。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愛好。我們都把李何林先生視為兩人共同的好老師（李先生是王富仁當博士生時的導師，他稱李先生為“一身鐵骨錚錚”）。我們更是非常尊敬和熱愛魯迅，把魯迅看作我們自己終身的導師。1984年10月，我參加王富仁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的答辯會，雖然提出過若干問題，同時卻也真切感受了這篇學位論文的足夠厚重度和巨大勞動量，深覺佩服。

在先輩王瑤先生去世之后，我和富仁兩個當時的中年人，曾先后接任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多屆會長職務。但只有富仁才是真正稱職的會長，富有創造性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他不但在言論上肯定舜文化，而且從根本精神上研討舜文化的現代轉換，吸取儒、法、墨、道諸家多方面的長處，以尋找中國文化傳統現代轉換的“鑰匙”。在《舜與中國文化》一文中，王富仁先生說：“魯迅的文化尋根，沒有到禹而止，而是繼續向歷史的深處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中華民族的始祖——女媧。在小說《補天》里，魯迅實際是把女媧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來塑造的?！薄芭畫z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就是我們生命的創造者，就是我們生命的保護神。我們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這個根柢之上，魯迅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文化觀念，進行了有別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觀念里，生命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國家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要說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轉換，這就是中國文化現代轉換的基本內容。沒有這樣一個轉換，所有其他的轉換都不過是一種文化的新包裝。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國家文化向以人為本位的社會文化的轉換，就是這種轉換的本質意義之所在。魯迅的《我之節烈觀》和《娜拉走后怎樣》，魯迅的《燈下漫筆》和《春末閑談》，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的《孔乙己》《故鄉》《阿Q正傳》和《祝?！?，無不表現出對人、對人的生命的關切，無不體現著中國文化由以國家為本位的國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為本位的社會文化的轉換。所以要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離開“五四”，離開魯迅，是談不通的?！?

論述得多么深刻，多么切中肯綮?。?

2014年4月，王富仁教授、楊慶杰主任邀請我到汕頭大學為中文系學生講兩次課。他們的熱忱態度，實在令我非常感動。不僅楊主任親自到揭陽機場來迎接，當晚還在系里設宴招待了我們。而王富仁先生個人又在第三天晚上特意邀請我們到汕頭市內去吃潮州菜，我個人無論怎樣勸阻、辭謝都不被采納，他還請了汕頭大學五位老師作陪。這一切體現了王富仁先生待人的真摯與誠懇，令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更讓我意外并使我震撼的是，據高遠東先生相告：富仁教授患的是肺癌，在北京做了治療，因癌細胞已擴散，只得又做放療，因而被折磨得相當痛苦。后接汕頭大學彭小燕女士來函方知，富仁教授早在2013年5月下旬曾做了一個特別緊急的動脈血管支架手術，幾乎是一個搶救式的手術。肺部的不好，是在2016年5月20日前后，因為咳嗽比平時厲害，并且低燒數日，遵心血管科的醫生建議住院，并轉呼吸科治療。呼吸科的主治大夫懷疑是惡性腫瘤，告知了家屬。他的兩個孩子立即從北京趕到汕頭，接他去北京確診并治療。這一切都是我在汕頭大學時毫無所知，至今愧悔不已的。

王富仁教授共撰寫了著作二十多種（包括專著、論文集、散文集等），幾乎全部是獨力研究的結果，只有一種是他與別人合撰的。這些著作既有相當的知識寬廣度，又有豐厚的理論縱深度，應該說在相關的專業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像《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雷雨〉導讀》《中國現代文化指掌圖》等，足可使作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的一座重鎮。

至于單篇論文如《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聞一多詩論》《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西方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化》《文事滄桑話端木——端木蕻良小說論》《觸摸語言——徐志摩〈沙揚娜拉〉賞析》《推薦馮至〈山村的墓碣〉》《梁實秋〈雅舍〉賞析》等，都頗有審美上的獨到見解。他所提出的“新國學”的學術理念，亦已在國際、國內引起了重大反響。

王富仁教授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

2017年8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