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這本書實際上是《夢的解析》的繼續，它是對一個癔癥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釋圍繞著兩個夢而展開。不管怎么說，這是我所寫過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

本書德文版原名《一個癔癥分析的片段》（1901年1月24日完成第一稿，題目是《夢與癔癥》），1925年英文譯文版《一個癔癥病例分析的片段》由Alix和James Strachey翻譯。本文是根據1925年出版的一個校正版而譯。

雖然這個病例直到1905年10月和11月才發表，但大部分內容都是1901年1月寫的。重新發現弗洛伊德寫給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信給我們撰寫這個主題提供了大量當代的證據。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寫信給弗利斯，說他最近開始研究一位新的病人，“一個18歲的姑娘”。這個姑娘顯然就是“杜拉”（Dora），而且，我們從這個病例本身獲悉，對她的治療在大約三個月以后，即12月31日結束。在同一年的秋天他就已經開始撰寫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刻意回避：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1月版），1901年1月10日（在一封未發表的書信中）他寫道，現在他正同時致力于兩部著作的撰寫：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和《夢與癔癥，一個分析的片段》，我們在弗洛伊德的序言中獲悉，這是本文最初的標題。在1月25日（第140封信）中他寫道：“《夢與癔癥》于昨日寫完。它是對一個癔癥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釋圍繞著兩個夢而展開。因此它實際上是那本夢的著作的繼續。（《夢的解析》是在一年前發表的。）它進一步闡述了對癔癥癥狀的解決方法，以及對全部癥狀的性器官依據的考慮。不管怎么說，這是我所寫過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并將產生比平常更令人恐怖的影響。但是，只要一個人盡了他的職責，他所寫的東西就不會成為過眼煙云。這本書已經被齊亨（Ziehen）所接受。”齊亨和沃尼克（Wernicke）一起擔任《精神病與神經癥月刊》的合作編輯，本文最終是在這份雜志上發表的。幾天之后，1月30日（第141封信），弗洛伊德繼續寫道：“我希望你不會因《夢與癔癥》而感到失望。它主要關注的仍然是心理學——對夢的重要性的估計和對潛意識思維的某些獨特性的解釋。只能瞥見這個器官的側面——即對性刺激敏感的軀體部位（erotogenic zones）和雙性戀（bisexuality）。但是它（這個器官的側面）被明確地提到和認識到，并且為在其他時間對它進行詳盡討論鋪平了道路。這個病例是一個患有神經性咳嗽（tussis nervosa）和失聲癥的癔癥，這種病可以追溯到吸吮手指的人的特征；在發生沖突的心理過程中主要的方面是通過被男人所吸引和被女人所吸引之間的對立而表現出來的。”這些摘錄的原話表明，本文是怎樣構成了《夢的解析》和《性學三論》之間的聯系的，它是對前者的回顧和對后者的展望。

2月15日（第142封信）他向弗利斯宣布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將在幾天后完成，然后準備對另外兩本書進行校對并送交給出版商。但實際上它們的歷史進程是大不相同的。5月8日（第143封信），他已經在修改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的校對版（它是在《精神病與神經癥月刊》的七月和八月這兩期按時發表的）；但他現在卻說，他還沒有下定決心出版這個病例。然而，6月19日（在另一封沒有發表的信中），他報告說，“《夢和癔癥》已經送交給出版商了，并將在秋季呈現在感到吃驚的公眾面前”。弗洛伊德再次改變他的決心，并且又推遲了四年才出版，至于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我們一無所知。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弗洛伊德在最終于1905年出版這本書之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本書進行了修訂。但是，所有內部的證據表明，他只做了很少的改動。當然，附錄的最后一部分是增加的，以及序言的某些段落和某些腳注也是后來增補的。但是，除了這些增補之外，可以公平地認為這本書代表了弗洛伊德在出版《夢的解析》之后的那一段時期的技術方法和理論觀點。他的《性學三論》實際上幾乎是和這本書同時出版的，但他的性欲理論卻在出版《性學三論》之前這么多年就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發展的高度，這似乎是令人驚訝的。再者，閱讀到與弗利斯的通信的讀者將意識到，他的許多理論甚至早在這個時間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弗洛伊德關于精神性神經癥是精神倒錯的“消極屬性”的觀點，早在1897年1月24日寫給弗利斯的一封信（第57封信）中就以幾乎同樣的話語出現過。甚至在此之前，在1896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第52封信）中，就已經對這個觀點做了暗示，這封信還介紹了“對性刺激敏感的軀體部位”這個概念并且勾畫了“成分本能”理論的輪廓。

奇怪的是，在后來的作品中，弗洛伊德三次把他治療杜拉的時間確定為錯誤的年代——確定為1899年而不是1900年。這個錯誤不僅出現在他的《精神分析運動史》的第一部分，在1923年對杜拉的病例所增補的腳注中還重復了兩次（見第12頁注釋）。毫無疑問，1900年秋是一個正確的日期，這是因為，除了以上所引用的外部證據之外，正如這本書的結尾所說，這個日期應絕對確定為“1900年”。

以這個病例史所提供的資料為依據，這種按年月順序進行的總結可能會使讀者更容易追隨本書所敘述的事件：

1882年　杜拉出生。

6歲　1888年　父親患肺結核病，全家搬往B城居住。

7歲　1889年　尿床。

8歲　1890年　呼吸困難。

10歲　1892年　父親的視網膜切除。

12歲　1894年　父親意識模糊的發作。他訪問弗洛伊德。周期性偏頭痛和神經性咳嗽。

14歲　1896年　親吻的場面。

16歲　1898年初夏　杜拉第一次拜訪弗洛伊德。

6月底　湖邊的場景。

冬季　姑姑去世。杜拉在維也納。

17歲　1899年3月　闌尾炎。

1899年秋季　全家離開B城，搬到了大廠鎮。

18歲　1900年　全家搬往維也納。自殺威脅。

1900年10月至12月　接受弗洛伊德治療。

1901年1月　寫作這個病例分析。

20歲　1902年4月　杜拉最后一次拜訪弗洛伊德。

1905年　病例分析出版。

注釋：

[1] 本文原載于英文版正文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