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民國十八年，舊京五月的天氣。陽光雖然抹上一層淡云，風吹到人身上，并不覺得怎樣涼。中山公園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藥花都開過去了；然而綠樹蔭中，零碎擺下些千葉石榴的盆景，猩紅點點，在綠油油的葉子上正初生出來，分外覺得嬌艷。水池子里的荷葉，不過碗口那樣大小，約有一二十片，在魚鱗般的浪紋上飄蕩著。水邊那些楊柳，拖著丈來長的綠穗子，和水里的影子對拂著。那綠樹里有幾間紅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軒”嗎？在小山下隔岸望著，真個是一幅工筆圖畫啊！

這天，我換了一套灰色嗶嘰的便服，身上輕爽極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記本，穿過“四宜軒”，渡過石橋，直上小山來。在那一列土山之間，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內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這里是僻靜之處，沒什么人來往，由我慢慢的鑒賞著這一幅工筆的圖畫。雖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錢上，也不在楊柳樓臺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這些外物，鼓動我的情緒。我趁著興致很好的時候，腦筋里構出一種悲歡離合的幻影來。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來之后，馬上掏出日記本子，用鉛筆草草的錄出大意了。這些幻影是什么？不瞞諸位說，就是諸位現在所讀的《啼笑因緣》了。當我腦筋里造出這幻影之后，真個像銀幕上的電影，一幕一幕，不斷的涌出。我也記得很高興，鉛筆瑟瑟有聲，只管在日記本子上畫著。偶然一抬頭，倒幾乎打斷我的文思。原來小山之上，有幾個妙齡女郎，正伏在一塊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語。她們的意思，以為這個人發了什么瘋，一人躲在這里埋頭大寫。我心想：流水高山，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們可明白我是在為小說布局。我正這樣想著，立刻第二個感覺告訴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放過去了，回不轉來的，不可間斷。因此我立刻將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書特書起來。我一口氣寫完，女郎們不見了，只對面柳樹中，啪的一聲，飛出一只喜鵲振破了這小山邊的沉寂。直到于今，這一點印象，還留在我腦筋里。

這一部《啼笑因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這樣寫出，是否有些道理。總之，不過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個幻想寫出來罷了。——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訴讀者的。在我未有這個幻想之先，本來由錢芥塵先生，介紹我和《新聞報》的嚴獨鶴先生，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歡迎上海新聞記者東北視察團的席上認識。而嚴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鴉些小說，叫我和《新聞報》、《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賣文糊口的人，當然很高興的答應。只是答應之后，并不曾預定如何著筆。直到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才有了這部《啼笑因緣》的影子。

說到這里，我有兩句贅詞，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說小說是“創造人生”，又有人說小說是“敘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寫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寫著宇宙間之一些人物罷了。然而我覺得這是純文藝的小說，像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萬萬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賣文為業，對于自己的職業，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萬萬不能忘了作小說是我一種職業。在職業上作文，我怎敢有一絲一毫自許的意思呢？當《啼笑因緣》逐日在《快活林》發表的時候，文壇上諸子，加以糾正的固多；而極力謬獎的，也實在不少。這樣一來，使我加倍的慚愧了。

《啼笑因緣》將印單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獨鶴先生大喜，寫了信和我要一篇序，這事是義不容辭的。然而我作書的動機如此，要我寫些什么呢？我正躊躇著，同寓的錢芥塵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動我作篇白話序，以為必能寫得切實些。老實說，白話序平生還不曾作過，我就勉從二公之言，試上一試。因為作白話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獪伎倆，就老老實實把作書的經過說出來。

這部小說在上海發表而后，使我多認識了許多好朋友，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沒有回南；回南之時，正值這部小說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這部書，雖然卑之無甚高論，或者也許我說“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開的時候，我一定拿著《啼笑因緣》全書，坐在中山公園茅亭上，去舉行二周年紀念。那個時候，楊柳、荷錢、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當年的女郎，當年的喜鵲，萬萬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構成一部假事實的小說；然而人生的實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寫到這里，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