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以后，我的《漫步大觀園》一書曾多次出版發行。

一九八八年七月，此書又再版，到一九九二年一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次。三處出版社都有多次印刷發行。這不過是很薄的一本普通書籍，收集的也是一些短小的文章，然而它卻受到了《紅樓夢》愛好者的關注和喜愛，尋思其中緣由，我估摸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是全書的內容都緊扣《紅樓夢》文本本身，而廣大的“紅迷”們所“迷”的也正是它，而不是那些脫離作品內容的繁復考證文章，其中道理無須多說。二是這些小文章寫的都是對作品中具體問題的解讀和分析，其中有不少是一些較敏感和不易發現的問題，所以文章雖短小，卻很實在，容易引起讀者的關注。而且文章中還會不時點出一些作者獨有的用筆特點，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和理解能力，因此，受到讀者的歡迎就是很自然的了。紅學的興盛于此也可見一斑。

曾經有一位名家提出過，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不屬于紅學，只是小學說；只有對《紅樓夢》的作者、家世、版本等研究和考證才叫作紅學。這種說法雖新穎，但明顯不通者至少有兩點：

首先，從紅學一詞的來源來說，現今能看到紅學一詞的最早出處有兩條，一條是李放的《八旗畫錄注》：“光緒初，清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云。”另一條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所說：“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余種，而尤以《紅樓夢》最為篤嗜，精理名言，所譚極有心得。時風尚好講經學，為欺飾世俗計，惑問：先生現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學，系少一橫三曲者。’或不解所謂，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

上面兩例都說明，紅學一詞是和研讀《紅樓夢》這部作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與其他無關。這種情況并非偶然，因為清朝光緒初的士大夫們都“自相矜為紅學”，可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有它的歷史淵源，《紅樓夢》從它面世之初，便受到廣泛的關注和歡迎。清朝郝懿行的《曬書堂筆錄》有云：“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吳云的《從心錄題詞》也說：“士夫幾于家有《紅樓夢》一書。”而繆良更說道：“《紅樓夢》一書，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弦戶誦，婦孺皆知。”（見道光年間《文章游戲》初篇卷六《紅樓夢歌》后按語）正因為有這樣堅實的基礎，紅學才得以產生。僅憑和《紅樓夢》搭上一些關系，一九二一年胡適寫了一本《紅樓夢考證》，便想自立為一門“學”，還要把《紅樓夢》作品排斥出去。

再從最簡單的邏輯和事理來說，是因為先有紅學的存在和它的影響，才引發了人們對與之有關的事物，諸如作者、家世、版本之類的興趣，從而進行研究、考證，若能產生積極的成果，自然對《紅樓夢》的研究也不無裨益，因此把它們也納入紅學之中亦無不可。但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差異，研究的主體和核心內容應該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東西。因為任何其他東西都依附于《紅樓夢》而存在，沒有《紅樓夢》，它們什么也不是；而沒有它們，《紅樓夢》——紅學照樣輝煌存在。君不見《三國演義》《水滸傳》，不都是搞不清它們的作者是誰嗎，羅貫中、施耐庵的家世、生平人們不更是知之甚少、幾近于零嗎？但它們不照樣與《紅樓夢》并肩于“四大名著”之列嗎？其實，《金瓶梅》以及其他優秀小說也都存在這種情況。不僅小說，連詩歌也一樣，從《詩經》開始，多少傳誦千古的優秀詩歌我們根本無從知道它們的作者，人們甚至都不會去考慮它，因為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才是最主要的，沒有它，其他均無從談起。所以紅學的內容只能是以研究文本為重點、為核心，其他方面絕不能與研究作品并肩，更不能凌駕于其上，否則，豈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若把文本研究驅離出紅學，而以那些考證學取而代之，那更不免會落于鳩占鵲巢，紫之奪朱之嫌，令人匪夷所思。

上面這么兩點，只是澄清一些事理，祈盼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紅樓夢》文本，因為這里的空間很大，足以發揮每個人的才能。我的《漫步大觀園》只做了一點粗略的嘗試，產生效果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漫步大觀園》出版之后，因反應尚好，加上自己還有些意猶未盡，于是按照原來的思路和模式又增寫了若干篇，然后將兩者合在一起，一九九七年七月以《末世悲歌紅樓夢》之名于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刪去了《漫步大觀園》中原有的十篇，留下了一絲遺憾。

以上兩書先后出版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不時有讀者詢求此書，均無所獲。

今得出版社決定再版《末世悲歌紅樓夢》一書，這無疑適應了廣大讀者的需求，十分難得。令人高興的是我把《漫步大觀園》中刪去的十篇文章也恢復到新版書中，使其成為幾種版本中最為完整、內容最為豐富的一本新書。這對我，對讀者，對出版社都應該是一件大好事。

希望此書的出版，能滿足一些讀者的需求，更希望紅學研究者能在文本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成果。

曾揚華 二〇一九年春日

于廣州康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