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兩端的船——古代東西方海戰技術之異同

文 索何夫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蘇軾《前赤壁賦》

1.短兵相交：萌芽時代的戰船

人類在階級社會和財產私有制產生后便染上了一大“惡習”——有組織的戰爭，它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可以等同于新石器時代之后的人類文明史。有趣的是，同樣歷史悠久的還有另外一種人類行為——航海。與相對較晚出現的另一種戰爭工具、曾經稱霸古代戰場數千年之久的戰車不同，戰船的制造“門檻”要低得多：由于水體浮力的關系，船只相對于陸地交通工具更容易制造，而風帆和槳的發明也使得船迅速具有了實用性，而不需要等待挽畜的馴化。

更重要的是，在農業時代的初期，由于農業技術，尤其是復雜灌溉系統的建設和土地改造技術的不成熟，早期大型農業社會的聚落大多位于大河流域附近，這也為船只在軍事上的應用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主要是用于運載士兵和輜重進行機動）。從古城希拉康坡里斯廢墟中發現的墓室壁畫判斷，早在公元前35—30世紀左右，處于前王朝與早王朝時代的埃及已經在尼羅河流域大量使用蘆葦（以及一部分從亞洲，尤其是黎巴嫩進口的雪松與香柏等木材）建造最原始的軍用船只，并將其用于運送人員和輔助戰斗，而居于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以及生活在海上交通要沖的克里特人也在不久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艦隊。而最遲到春秋戰國時代，古中國也開始留下了大量關于水戰的直接圖像記錄——當然，如果考慮到不算確切的傳說記載（比如傳說中，為少康所滅的寒澆“善水戰”，而周昭王也是在率軍沿漢水討伐楚人時淹死的），船只在中國被應用于戰爭的時間應當更早。

由于文字記載不發達的緣故，對于萌芽時代的戰船和相關戰術，我們的了解相當有限，主要的了解渠道是少量船只殘骸、模型，以及出土的壁畫、器物畫等。比如希拉康坡里斯和克里特的墓穴/建筑壁畫，或者成都出土的戰國水陸攻戰紋銅壺上的圖案。通過這些以圖像信息為主的古老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在古代的東亞還是地中海—大西洋一帶，最初的戰船和海戰形式都是相似的——這些早期的單層甲板船往往是由漁船或者商船簡單改裝而來，兼具一定承載能力與機動性的槳帆船，通常很少有專門的作戰裝備和防護設備。除了用投射武器互相攻擊之外，大多數作戰仍然是“在船上的陸戰”：由并未經過多少專門訓練的普通步兵用長桿武器相互攻擊。由于早期戰船的船體通常不大，跳幫戰也并不常見。通常而言，戰船都扮演著與荷馬史詩中戰車相似的角色——負責將戰斗人員沿著海岸或者河道送往目的地的“戰地出租車”。

當然，隨著戰爭技術的日益發展，尤其是大河流域文明對河流控制權，以及沿海文明對海洋控制權爭奪的升級，這種“古色古香”的原始海戰模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而亞歐大陸兩端的戰艦的形態也隨之開始分道揚鑣。

2.看不見的差異：船底的那些事

如果將一艘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西漢戰船和一艘同時代的羅馬共和國戰船并排停泊，任何人都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西漢的戰船尺寸通常要遠小于羅馬共和國戰船的平均值。這些吃水淺、船頭扁平的西漢船只大多數以劃槳為主要動力，不會像地中海戰船那樣裝備可以按照情況不同豎起或者放下的活動桅桿；船只甲板上的建筑物也會更加封閉，以此抵御在東亞的海戰中更常見的輕型投射武器（比如說早期的弩），而在中小型漢代戰船的船尾通常會設有一支碩大的“櫓”——這是一種地中海地區見不到的、形似魚尾的船只推進設備。

總而言之，二者的差異非常明顯，肉眼即可區分。

但是，對于真正熟悉船舶發展史的人而言，這些“看得到的”、位于水線上方的差異其實都不是真正關鍵的問題。真正關鍵的部位位于你“看不到”的地方：如果將兩艘戰船翻過來，那就不難發現，二者的船底形制完全不同——在地中海上游弋的戰艦往往在船底的中心部位有著一根巨大的木質結構，即所謂的“龍骨”（通常用高大粗壯、耐腐蝕和蟲蛀的黎巴嫩雪松，或者來自阿卡迪亞與色薩利的橡木這類材料制成）。而因為龍骨的存在，西方戰船會形成一個類似三角形、（相對而言）上寬下尖的橫剖面，船只的首尾部分也會顯得較尖較窄，存在著船首柱這類的結構；與之相反的是，古代中國戰船（以及隨后的韓國、日本戰船）的剖面往往更接近于梯形，在戰船的底部是一層由木板互相拼接重疊而成的、平坦的底部甲板，與兩側船殼共同夾成了一個方方正正的近似梯形空間，這就是所謂的“三板船”構造（現代漢語里的“舢板”就是這么來的）。

雖然乍一看去，這樣的差別似乎不算什么。但事實上，正是大陸兩端航海環境的差異導致了這種尖底與平底的不同，而這種不同又進一步加劇了兩類船只在使用方法與使用地域上的演變：具有龍骨結構的船艦在開闊海面上的適航能力強，結構更加堅固，對于需要在地中海、黑海甚至大西洋上擴張作戰的希臘人與羅馬人而言非常合適；

而吃水淺的平底三板船在缺乏深水、暗礁和淺灘密布的內河與近海地帶則相對便于操作、不易擱淺。這恰好適應了古代東亞的特點：雖然東亞國家也有著綿長的海岸線，但絕大多數人口并不像地中海文明圈那樣聚居于海邊、并高度依賴海上貿易和航速殖民，而是聚居于大河流域附近的可耕地上（就算是島國日本，其農業人口大多也聚居在各條河流周邊），在近海與河湖中行動的需求也遠遠超出了遠洋作戰的需要。

當然，在大多數人看來，這點差異似乎并不太大——古代東亞在理論上也能造出排水量很大的船只，甚至進行一定程度的遠航，而地中海文明圈的艦船當然也能在河流與河口水域執行作戰任務（典型例子：埃及新王朝的海軍在尼羅河三角洲對抗“海上民族”入侵）。但事實上，最遲不晚于希臘古典時代或中國戰國時期，東西方的艦船作戰方式已經因為這一基礎形制的差異產生了根本性的區別，最終演化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斗與戰術風格。

3.速度與激情——沖角戰術

眾所周知，作為人類哲學體系搖籃的雅典是一個典型的地中海工商業城邦。它繁盛的基礎是發達的海上貿易和對外殖民，這意味著，雅典必須通過貿易（外加銀礦）收入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巴爾干半島的曲折海岸線和愛琴海上密布的成百上千島嶼也意味著，在大多數時候，海軍的價值要遠高于陸軍——尤其是在應對來自亞洲的入侵時。在第二次希波戰爭中，希臘聯軍扭轉局勢的關鍵一戰正是薩拉米斯海戰——若非波斯海軍的崩潰導致波斯人無法維持安全的海上補給線，甚至連赫勒斯滂的浮橋都陷入了隨時可能被摧毀的局面，薛西斯顯然不可能從歐洲撤走他的主力軍，讓希臘人奪回巴爾干半島的土地。

作為扭轉了西方乃至世界歷史的關鍵戰役，薩拉米斯戰役本質上是一場地中海文明圈的內部較量。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核心雖然位于印度洋沿岸的法爾斯，但它的龐大艦隊卻有著濃厚的西方海軍風格，是在征服了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以及腓尼基、小亞細亞和愛奧尼亞的城邦（其中包括一些希臘城邦，如米利都）后建造起來的。但盡管如此，與更加“正牌”的希臘人相比，波斯人仍然顯得要“東方”一些——除了愛奧尼亞附庸和僭主的部分艦艇，大多數波斯戰艦都有著比希臘戰艦更寬大的船體與甲板，容納了大量以復合弓為主要武器的輕步兵，在戰斗中大量投射弓箭和標槍之類遠距離武器殺傷對手；而作為對比，他們的對手希臘海軍則只搭載數量有限的重裝步兵，船體更窄、速度也更快。

在薩拉米斯，這種差別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希臘人的以少勝多：面對一字排開的波斯艦隊，希臘聯軍中的雅典和科林斯艦隊在貼近兩岸的位置上組成了攻擊箭頭，并從波斯艦隊陣型的兩翼執行了長距離加速沖刺與果敢的突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希臘聯軍的沖撞攻擊就摧毀和重創了上百艘波斯戰艦，并徹底打亂了后者的陣形，迫使對方在無序的潰退中陷入瓦解和崩潰。許多波斯戰艦因此而被放棄，或者因為遭到孤立被包圍，在接下來的接舷戰中被更加善于短兵相接的希臘重步兵奪取——總而言之，在整場戰役中，希臘人所熟悉的沖撞戰術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這一戰術在地中海行得通的關鍵，正在于船只結構的差異。

由于地中海文明圈的艦艇早早使用了龍骨，因此其可以建造相對適合高速航海的V型破浪底，更重要的是，因為龍骨的存在極大地增加了船體結構的縱向強度，使得撞角這一前現代反艦作戰利器的存在成為可能——在古典時代，堅固的青銅撞角動輒有著上百公斤的龐大質量，而劃槳手眾多，船體較窄的地中海戰艦則可以提供很高的速度。在多種有利因素疊加（海流合適，順風等等）的情況下，希臘戰艦在發起沖撞作戰時的沖刺速度可以達到十節乃至更高。雖然在許多遠洋船只都能跑出三四十節的現在，這種速度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它確實是人類的二頭肌和三頭肌能夠提供的極限。在兩千年前的地中海上，在合適的風向下，一艘被大量訓練有素的強壯槳手推動著的大型希臘/羅馬戰艦，事實上就是一座以人肉推動的巨型攻城錘。如果能夠成功地沖撞上目標結構強度相對薄弱的側翼，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比自身更大的敵艦的船殼，造成致命的創口。

相較之下，雖然古代東方也存在著“艨艟”這種被認為可能采取沖擊戰術的大型戰艦，但由于缺乏龍骨結構、船體強度低下，速度普遍不快，因此東方戰船普遍不存在沖角這一重要武備，“艨艟”在實戰中（比如吳國與魏國的幾次沿長江進行的沖突）大多依靠本身的噸位優勢撞擊對方的輕型船只——比如以牛皮制成的“油船”或者臨時趕造的木筏，更接近于碾壓而非沖擊。

順帶一提：雖然在中世紀之后，沖撞戰術隨著槳帆船的消失而一度退出過歷史，但在蒸汽鐵甲艦時代，由于戰艦動能和操作性的提高，撞角在許多巡洋艦和裝甲艦上又得到了短暫的復蘇。在美國南北戰爭和意大利—奧匈帝國的海戰中，都有蒸汽動力軍艦在瞬時加速下實施加速沖撞取得戰果的例子。只不過，隨著魚雷和更加先進的大口徑火炮的出現，這一戰術很快便再度落伍，而撞角作為一種海戰兵器也在19—20世紀之交徹底消失了。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排出的艦首對敵式橫陣（便于實施沖撞戰術）被搶占T字橫頭的聯合艦隊的速射炮火力輕易擊潰，以及“致遠”號完全失敗的沖撞攻擊嘗試，都宣告了這一來自古老地中海的戰術徹底落幕。當然，這已經是另一個故事了。

4.樓船夜雪瓜洲渡——古代東方的“水上要塞”攻略

由于缺乏遠洋航行能力與機動性，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的古代東亞戰艦逐漸開始向四平八穩的形態發展，并越來越多地使用投射武器作為主要攻擊手段。而這一演化的直接結果就是，古代東亞戰艦，尤其是大型戰艦開始犧牲機動力乃至適航性，同時建立起了越來越高的堡壘式上層建筑——這便是“樓船”的由來。

當然，在大型化之后，地中海文明的戰艦也出現了類似的上層建筑。比如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海戰中，安東尼/克麗奧帕特拉的埃及艦隊里就有很多六列槳甚至更大的龐然大物。這些托勒密王朝的海上巨獸往往在船首和船尾建立起帶有女墻和雉堞的塔樓，并配置一定數量的弓箭手甚至固定式弩炮和投石機，作為那個時代的“艦炮”使用，但它們的主要作戰手段仍然是搭載的海軍重步兵作戰，以及沖撞。而作戰實踐也表明，在地中海文明圈，這類大艦的性價比并不算高——在決定性的亞克興角海戰中，因為對屋大維艦隊突擊時與其他艦艇脫節，克麗奧帕特拉麾下的許多大型戰艦最終被包圍，遭到對方步兵跳幫奪取，或者遭到沖撞后癱瘓，而它們的投射火力最終也落入敵手。相較之下，由于沒有沖撞戰術威脅，且高度依賴投射武器，這一時代的東方主力艦的外形進入了“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模式。在漢代，中國便已經設立了“樓船將軍”官號，并大量使用這種重型戰船執行軍事行動。許多大型樓船的上層建筑甚至可以高達三四層，能夠容納數十乃至上百名士兵用投射武器和燃燒武器對外攻擊——對于這種戰斗方式而言，高度所帶來的視野、對投射武器射程的提升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城樓狀的堅固上層建筑也能夠為缺乏西方艦載步兵那樣的重型裝甲的亞洲士兵提供必要的防護。甚至在早期身管火器出現后，樓船也并未立即過時，甚至還有一些進行了防護能力升級——在安土桃山時代，日本的“安宅船”就出現了在天守閣外側安裝鐵板抵御縱火的做法，而朝鮮人的龜船更是把這種強化防御做到了極致。

由于樓船的外形讓攀登變得困難，因此東方的海戰戰術相對不那么強調用精銳的艦載步兵實施跳幫，羅馬共和國后期大放異彩的“烏鴉船”在東亞始終未曾出現。相反，為了在缺乏沖撞戰術的前提下擊沉重型艦只，火攻成為了一個極為誘人的選擇：從赤壁之戰開始，裝滿易燃物、順流而下的火攻船就頻頻出現在中國的主要河道、尤其是長江之中，并一次又一次對巨大的樓船和艨艟構成致命威脅。由于東方式重型戰艦的使用方式之一正是“結舟為壘”、將艦隊組成水上要塞以實施要地防御，火攻更是屢屢得手。不過，正如源自地中海地區的撞角一樣，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火攻船也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在1841—1842年的戰爭中，清軍曾在珠江和浙江沿海多次用火攻船襲擊英國皇家海軍，但無一例外以失敗告終，除了燒毀民宅若干間外并無任何可確認戰果——畢竟，在風帆戰艦的敏捷度和操縱性大幅提升后，指望火光熊熊、無人操作的小艇能夠撞上目標，無異于天方夜譚。

除了釋放火攻船外，直接用裝載在戰艦上的燃燒武器打擊對手自然也是一種選項——由于沒有拜占庭的“希臘火”這樣的噴射式燃燒武器，東方海軍的燃燒武器一部分是用弓弩發射的特制燃燒箭，另一部分則是直接用手炮制的火球、火磚、火罐等原始燃燒彈，甚至連海軍技術發展緩慢的古典日本，也演化出了“炮烙玉”這類投擲燃燒武器。不過，由于可以采取各種方式加以防御（比如宋朝海軍就會在戰船外側涂抹濕泥以防范火攻，而滅火用的早期手動水泵也在10世紀左右便出現在了船上），這類火攻很少能像撞角那樣簡單粗暴地迅速擊毀敵艦。于是，在古中國，另一種極具“本土特色”的反艦武器——拍竿——被發明了出來，用于直接對敵艦進行結構性破壞。

由于種種原因，雖然拍竿在古中國的各種戰船上累計使用了近千年，但它的知名度仍然很低。這種武器事實上是一種依靠杠桿原理制造出的大型打擊兵器，外形有些像是原始的吊車或者蹺蹺板，主體是一段長而堅韌的木材，兩頭往往會裝上配重物，以增加打擊時的動能。在使用時，裝備拍竿的戰艦必須與敵艦接近、然后并行行駛，操作者們趁勢將拍竿抬起后迅速放下，用裝載在拍竿另一頭的重物打擊對方船艦。雖然也有一定威力，但拍竿所打擊的位置集中于敵艦的甲板和上層建筑，無法對水線以下造成有效破壞，因此很難像撞角那樣真正擊沉目標，其主要戰術用途仍然是摧毀敵艦上用于容納弓弩手和投射兵器的上層建筑，以此達到削弱對方戰斗能力的目的。

作為內河與沿岸水上要塞發展起來的樓船，原本就是船只航海能力不足間接催生的產物，而它們以強化上層建筑和投射武器為主要方向的持續發展卻又進一步導致了航海能力的弱化。公元3世紀初，孫權曾經造過一艘名叫“長安”的大型樓船，結果在出海后不久就翻覆沉沒了，因為風暴導致長江上的樓船船隊翻沉的記載更是屢見不鮮。從權威軍事著作《武經總要》中的樓船插圖，不難看出，到10—11世紀時，那些發展到了“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出現了重度“頭重腳輕”癥狀的樓船甚至已經不怎么使用風帆動力，而是完全依賴船槳和櫓驅動。但即便如此，這些笨重的水上大象們仍然活動不便、重心奇高，在高海況狀態下連穩定航行也做不到，因此連《武經總要》的作者也承認“如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對于其遠洋作戰能力已經完全不抱希望了。這種缺乏遠洋戰船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南宋，直到中國通過與波斯和阿拉伯帝國的貿易引入了龍骨技術，建造出并非平底的白鷂、黃鶻這類快速戰船后才有所改善，但饒是如此，東亞船只的出海難問題仍然未曾解決——元祿之役中蒙古艦隊之所以輕易被暴風摧毀殆盡，也和船只適航性、抗浪性低下不無關系。

5.“輪船”和三角帆——歷史的陰差陽錯

公元1842年，英國皇家海軍的遠征艦隊在長江吳淞口擊毀了一支隸屬于清朝江蘇水師的船隊。這場戰斗本身并無什么特殊之處，但英國人注意到，被擊沉的清軍船只中，居然有不少是依靠人力推動的明輪推進的——這一事實讓他們著實感到不解。

在當時以及后來留下的記錄中，這些“特立獨行”的清軍船只被稱為“仿制輪船”（Reproducted Wheel-ship），顧名思義，它們被認為是清軍的造船技術人員在觀察到英國人的蒸汽動力輪船后進行的拙劣模仿。由于對技術史了解不足，大量中國歷史學者也持此說。但事實上，雖然這些被擊沉的“輪船”確實是在戰爭中臨時趕制的，而它們的明輪結構也的確很像是早期的明輪蒸汽船，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是某種仿制品——事實上，這類“輪船”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是貨真價實的本土產物。

一般認為，早期的明輪結構很可能來自于中國南方的水車，并在自然環境復雜的內河中被第一次搬上了船。由于東亞戰船的使用范圍被高度限制于近海與河湖地段，更適合在開闊水面使用的長槳在狹小的港汊中往往會顯得礙手礙腳，并不好使，相反，更加緊湊的明輪相對沒有這個問題（但仍然可能被水草纏住）。除此之外，比起需要進行協調訓練、對臂力要求較高的槳手，用腳踩踏的明輪機關也更容易由臨時招募的無經驗人員操縱。而在某些大型明輪船中，牲畜也可以被用于牽引明輪——在第一次見到英國人的火輪船時，清朝官員就非常確信，這些巨大的明輪是由牛牽引的。

雖然在蒸汽機發明之前，只能依靠人力驅動的明輪船的航行速度并不快，但已經足以超過大多數設計不良的劃槳戰船——尤其是那些有著笨重上層建筑的大家伙了。在完顏亮南侵的采石之戰中，宋軍就曾經派出人力明輪船在長江上巡行，“來往如飛”，讓只有劃槳推動的三板船的金軍大為吃虧。而由這些戰船發射的弩炮也有效地對渡江的金軍構成了威脅，并導致了金軍的戰斗意志崩潰和最后的兵變發生。而在更早的時候，洞庭湖的鐘相、楊么起義軍也使用了許多原始的人力明輪船在洞庭湖一帶進行機動作戰。事實上，早期的現代明輪船反倒很可能借鑒了人力明輪船的設計方式。

另一種跨地區借鑒的動力技術是三角帆——無論在古代地中海地區，抑或是古中國，船只上都只有橫向的方形帆，而三角技術最初來自于在印度洋上貿易的阿拉伯商人。在9—10世紀，隨著歐洲、中國與阿拉伯商人的接觸，三角帆技術開始逐漸流出。只不過，在東西方，這一技術的發展前景卻截然相反：隨著14世紀后的航海業大發展，西方迅速將可以逆風航行、操縱性更強的三角帆普及開來，隨即大量應用于海軍，尤其是輕型戰艦（比如皇家海軍中的最低級戰艦Sloop）更是完全以三角帆為主，極為靈活。而古中國雖然在同一時代也接觸到了這一技術，但明清時代的海禁和收縮內卷政策導致了造船業的停滯，而三角帆也一直未能沿用開來。甚至直到清代中葉，中國沿海的武裝艦艇中，也只有一些被稱為“快蟹”的武裝走私船使用了三角帆技術，而福船、沙船等水師主力艦仍然掛著笨拙的橫向方帆，經常被走私犯和海盜們耍得團團轉。

究其實質，東西方古代海軍發展中的差異，其實是由經濟條件所導致的不同文明發展路徑差異的結果，而并非偶然的技術發展路徑不同的積累。而這一不同又直接源自看似極為相似的地理環境上的微小差異：雖然東亞與地中海周邊地區都有著綿長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島嶼，但東亞有著規模更大的、適宜大規模農耕的大河流域，而日本列島的規模也足夠大、以至于更容易催生出一個內卷化的農業社會，而非克里特腓尼基文明那樣的以航海為主的外向型商業體系。這樣的經濟模式最終左右了造船業的發展方向，并導致了東西方的船只形制、以及海軍海戰模式最終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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