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索何夫

2020年，由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肺炎疫情顯然是全世界當之無愧的頭條新聞。而這場流行病的起源，雖眾說紛紜，但其中一種重要觀點認為與食用野生動物密切相關——雖然病毒的最初和中間宿主到底是何方神圣尚有爭議，但隨之而來的、呼吁禁止食用和捕獵野生動物的浪潮已然是箭在弦上。

不過，在人們痛定思痛、疾呼必須禁絕“野味”消費時，一個無從逃避的問題也隨之擺在了人們面前：到底哪些動物，才能算是“野生動物”呢？在現代社會中，由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普遍割裂（對城市居民而言尤其如此），大多數人并不能接觸到除了寵物、鳥類和老鼠之外的動物，筆者因為居住在長江之畔的幕府山下，偶爾可以在小區中見到某些來自山上的黃鼠狼和松鼠，但在這座因為開采白云石礦而被挖空的山里，更常出現的“野生動物”卻是從周邊居民區流竄出去、最終“占山為王”的野化家貓。而在某些地區所公布的擬禁止的“野生動物”名單中，人們也驚訝地注意到，早已有了成規模養殖的牛蛙、鱉、巴西龜（密西西比赤耳龜，這家伙其實是美國土著）赫然也在其中。甚至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把一只野兔放在家里養一個月，它是否就是一只家兔了呢？

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

在古漢語中，“野”最早指“聚落之外的地方”，或者“廣袤的荒地”，最早并無“野蠻”“原始”或者“非家養”的含義。比如“野人”一詞，最初并非指某種可能存在于喜馬拉雅山或者神農架的兩足神秘生物，而是周朝人對于居住在封建邦國的城邑之外、向領主繳納農產品獲得庇護的農民的稱呼，與其對應的概念是住在城內、有服兵役的義務和政治權利，在字面意義上“有國才有家”的“國人”。而“野獸”的概念，最初也非常寬泛：任何從“野外”獲得的動物，無論是山間河畔獵來的，還是“野人”們自家養的，都可以歸入其中。

當然，到了后來，這種粗陋的劃分法顯然是行不太通了。于是，與“野生動物”相對應的“家畜”的概念也開始變得精細起來——單單只將一只動物圈在家里養起來，并不能使其成為家畜。正如我們不能稱呼異寵族養在自家籠子里的捕鳥蛛或者馬達加斯加蟑螂是某種“家畜”一樣。而盜獵者在捕獲活著的野生動物（尤其是鳥類）之后，將其集中圈養“催肥”，顯然也不能使其變成“家禽”。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要讓一種動物脫離“野生”的范疇，正式成為人化自然的一部分，馴化（Domestication）這一過程是必不可少的。

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等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提出的標準，一種被馴化成功的動物，可不僅僅是被圈養在人類的設施中就行了；甚至“聽話”也并非判斷標準——相反，在人類的環境中可以有效地繁衍后代才是關鍵。在中世紀，使用獵豹進行狩獵在亞歐大陸是很常見的活動。無論是在唐代的壁畫、波斯薩珊王朝的卷宗還是印度阿克巴大帝的傳記中，我們都能看到大量用被馴服（Tamed）的獵豹進行狩獵的記錄，阿克巴在園囿中甚至養了數以千計的獵豹。但不幸的是，雖然獵豹們經過訓練，確實可以按照人類的指示去追捕獵物，但這種動物有個毛病：不能在人類的獸欄內求愛、交配。即便是養豹千對的阿克巴大帝，最終成功繁衍的獵豹也僅有……區區一窩。由于無法在人工環境下穩定地產生下一代，因此人們不得不持續地在野外捕捉獵豹，而這直接導致了獵豹這一物種在亞洲的瀕危。

與獵豹有著類似情況的，還有金槍魚、鰻魚等頗受歡迎的食用魚類，以及因為野外捕獵而岌岌可危的兩棲動物——大鯢。雖然名義上“養殖”的黃鰭金槍魚和鰻魚為數甚多，但都是在野外捕捉幼體后進行圈養，雖然日本科學家已經成功地在人工環境下孵化了鰻魚卵并養殖出了玻璃鰻（鰻魚幼體的最初形態），可數量仍然極少。因此，這些動物仍然不能視為“被馴化”，與青草鰱鳙等有著成熟的養殖鏈，可以做到從卵到成魚的整個生態史養殖的“家魚”不能等而視之。

正因如此，當我們前往花鳥蟲魚市場時，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動物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貨真價實的野生動物——除開金魚、錦鯉這些常見觀賞魚，相當一部分淡水熱帶魚事實上都來自東南亞/南美洲的野外捕撈，其中不乏在上市之后才發表定種論文的品種。大多數觀賞用的無脊椎動物、兩棲類、爬行類的來歷也與此類似。縱然被養在玻璃缸或者籠子里，“享受”著從空調、電熱設備到人工合成飼料與藥物在內的種種福利，但它們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群“野獸”。

由于約定俗成的緣故，在漢語中，只要是長期居住在人類環境之內、尤其是能在我們自家屋里發現的動物，幾乎都會被扣上一個“家”字。因此，在許多時候，名字中帶個“家”并不意味著某種動物就必然被人類所馴化，而相應地，有個“野”字的伙計，也未必就是嚴格意義上的“野生動物”。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因為“新型冠狀病毒來自蝙蝠”這一消息，除了自媒體發布大量聳人聽聞的“新聞”，將果蝠說成“狗頭蝙蝠”，并四處“發現吸血蝙蝠”之外，許多地方的人們對在自家中避難的蝙蝠也大驚小怪，急于將其打死甚至驅逐。但事實上，在中國的大多數地區，躲在你家屋檐或者墻縫里過冬的蝙蝠都是無害的：這些統稱為“家蝠”的小型食蟲蝙蝠的主要成員是各種伏翼，比如東亞伏翼。它們與人類長期共生，“借住”在人類的居所內，并以被人類吸引來的各種昆蟲為食，幾乎從不會給人惹麻煩。而在寒冬臘月盲目撲殺或者驅逐它們（會導致這些小蝙蝠被凍死在野外）的行為不但毫無意義，也是很不人道的。

不過，最為“大名鼎鼎”（或曰臭名昭著）的“家”字頭“食客”其實當屬家鼠——在中國，這個詞通常是大鼠和小鼠兩種動物的統稱。作為機會主義的雜食動物，這班鼠輩們雖然非常歡迎人類生活環境所提供給它們的大量食物、以及遮風避雨的良好環境，但卻并不一定要在人類的社區內生活：事實上，大多數我們所謂的“家鼠”都生活在野外，并且與它們的嚙齒目親戚們一道，擔任著食物鏈的重要初級/次級消費者角色。無論是天空中的各路猛禽，抑或是地面上的豺狼狐貍，離了耗子可沒法過日子。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家”鼠，大概是在現代生命科學發展起來后，主要于20世紀培育出的實驗用大鼠、小鼠品系——這些白老鼠不但高度依賴人類環境繁衍生存，而且幾乎可以說是現存的哺乳動物中因為人類干涉而異化最顯著的一類。為了適應不同的實驗需求，許多品系的大鼠和小鼠在基因層面上可謂接受了最為嚴格的精挑細選，即便在實驗動物中也是無出其右（當然，家鼠繁殖迅速、代際更替快也是原因之一）。

雖然廣義上的“家鼠”大多不過是擅自住進我們家中的食客，本質上仍然可以算作某種野生動物；但人類為了驅趕它們而馴化的另一類動物——家貓，卻是貨真價實的非野生動物。盡管在現代人的語境中，“野貓”一詞并不少見，但事實上，至少在目前的中國，極少有人能有機會看到物種分類學意義上的野貓：雖然廣泛分布于歐洲、亞洲和非洲，且有多達27個亞種，不過，亞洲野貓僅僅在中國西部的荒野地區有少量分布。而我們平日所見的“野貓”，不過是離開人類飼養之后，重新野化的家貓而已。

作為一種極為成功的小型掠食者，雖然被人類馴化，但家貓是少數沒有喪失野外環境生存能力的家畜之一。雖然馴化自歐亞大陸交界地區（黎凡特）的野貓，但絕大多數家貓不僅“戰斗力”不減，而且還搭上了人類遷徙這趟便車，成功地對整個世界展開了入侵——在大洋洲和印度洋的許多島嶼上，野化的家貓對當地生態系統的入侵和破壞已經達到了極端嚴重的程度，大量摧毀了當地的鳥類、有袋類和小型爬行類種群，甚至到了不得不進行大規模撲殺的地步。而就算在野貓的老家舊大陸，每年被野化的家貓殺死的小動物也數以十億計。比起在原生態環境下扮演不太起眼的“配角”捕食者的野貓，它們的這群復歸自然的親戚可謂貨真價實的生態毀滅者。

除了野化的家貓，另一個在野化后“做大做強”的典型就是野狗了——和貓不一樣，“野狗”這個詞兒就是這些動物的大名，畢竟，“家犬”本質上就是對馴化的灰狼的稱呼，而在目前的分類學體系中，“狗”也不再被視為一個獨立物種。相對于貓而言，狗的基因多樣性要豐富得多，大量體型過小或過分畸形（比如吉娃娃、獵獾犬、獅子狗），吻部過短、運動能力較差的狗無法在野外環境下生活，不過，一部分仍然保留了較多灰狼外型的中、大型犬類卻仍然可以較快適應野生環境：它們的運動能力、對環境的適應性都不遜于多數處于相同生態位的野生動物，而在被馴化后獲得的雜食特性更是大大拓寬了它們的食譜，使得它們的生存幾率大增。不過，由于狗的“底子”畢竟是狼，大量拋棄狗導致的流浪狗橫行，對人類而言也有相當的危險性：在過去的蒙古庫倫，街頭成群結隊的流浪狗甚至不止一次殺死過落單的人類。而在藏獒熱潮退去后，被拋棄而在青藏高原上游蕩的藏獒也成為了當地野生動物的一大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馴化后的家畜雖然不會在跑回野外后立即重獲“野生動物”身份，但“脫家入野”的成功例子并非沒有。在澳大利亞，澳洲野狗（Dingo）就是這樣的“成功者”：這些曾一度被人類馴化的狗隨著澳洲土著的祖先們，在4-5萬年前利用冰河期導致海平面降低的機會進入了澳大利亞，并在這片土地上逃逸出去、形成了野生種群。在數萬年中，它們成功地利用了更新世末期澳洲大型掠食者（袋獅，巨蜥）衰落的機會，壓制了體型相當的本土掠食性有袋類（袋狼，袋獾），最終成為了澳洲大陸上的優勢掠食物種，從而完成了一次對當地生態系統的“嵌入”與適應。

除此之外，美洲的野馬（Mustang）也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馬科動物的發源地就在北美大陸，但當印第安人在1.2萬年前大量進入美洲后，馬很快就消失了：這些擁有新石器時代技術的獵人以風卷殘云之勢迅速獵光了美洲的大多數大型動物，到公元前6000年，印第安人的狩獵營地遺址附近就已經很少有馬骨發現。馬重新出現在美洲是在16世紀初。當時的西班牙遠征軍騎兵部隊將伊比利亞半島的戰馬帶到了美洲大陸，并擊潰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的大軍。在征服戰爭后，一部分馬匹逸為野生，并迅速填補了生態位空缺，成為了美洲大陸的“新土著”。雖然與歐亞大陸的普氏野馬不同，這些美洲野馬在理論上仍然是“家畜”，但由于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的高度適應性，部分生態學家認為，將美洲野馬視為一種“野生動物”也未嘗不可。

由于在馴化過程中，人類往往會在育種過程中刻意挑選和積累對人而言“有用”的遺傳突變，因此，相當一部分“家”字頭的動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不適合野生環境的特征，成了（相對于被馴化前的物種而言的）高度特化的亞種。最典型的除了各種各樣的玩賞犬，以及拖著水泡、鼓脹的眼睛、肉瘤和鮮艷的色彩的金魚外，還包括了諸多肉用動物——豬、肉雞和肉牛都屬于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這類動物通常即便逃逸進野外環境，也很難穩定地生存繁殖，但一旦整個種群成功地生存下來，許多動物會在多代自然選擇后重新表現出更加適合在自然環境下生存的祖征：被投放進戶外池塘、無人喂養的金魚或者錦鯉，會重新變成灰不溜秋（可以減少被天敵捕食概率）的普通鯽魚與鯉魚，而正如魯迅所說，重新在山里長期生活的家豬，在持續數代的野外生活之后，自然也會長出獠牙來。

不過，家養動物（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能夠在野外環境下生存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隨意將家養動物放生回野外（哪怕是它們原本的生態環境）就是可以的：由于長期選育，家養動物的基因池往往相當狹窄，缺乏基因多樣性，而被放歸野外后又會因為其數量優勢，在繁殖過程中反過來“淹沒”原本的野外種群。在歐洲，現代家牛的祖先——原牛之所以在17世紀徹底消亡，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人類的獵殺或者野外棲息地的喪失，而是由于逸為野生的家牛和原牛們的雜交“稀釋”了后者的血脈，歐亞大陸普氏野馬的消亡也有著與此幾乎一模一樣的套路；而許多放流人工繁殖的魚類和兩棲動物、試圖改善生態環境的嘗試，往往也會導致類似的問題。

不過，也有一部分家畜不太可能、甚至完全不會對那些帶著“野”字的“同胞”造成這種問題——原因很簡單，它們和這些“野”字輩本就不是一個物種！這一點，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家兔就是個典型例子：之所以把一只野兔抓回家，不可能讓它直接變成一只家兔，除了沒有經過“馴化”這個必要過程外，另一個關鍵原因是，現代人類所大量飼養的家兔（Rabbit），其野外祖先其實是歐洲的穴兔，而非動物學意義上的野兔（Hare）,二者的差異甚至可以一目了然：家兔繼承了穴兔祖先的穴居天性，相對而言不善于奔跑，且喜歡穴居、善于挖掘；而野兔（嚴格意義上，僅指兔類中的粗毛兔和巖兔類）則更習慣于在開闊的草原中行動，因此有著比家兔更長的耳朵、以及更加強壯且善于奔跑彈跳的腿，當然，還包括了更加粗糙、因此不太被人類所喜歡的肉質。換言之，就算家兔逸為野生，它也只能被稱之為穴兔，而非真正的野兔。

與家兔有著類似境遇的動物是現代人工養殖規模最大的鳥類——家雞。這種幾乎在人類改造下完全適應了現代工業化養殖模式的動物，其實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被馴化的野雞”，我們通常稱呼的野雞（Pheasant），在古漢語中被稱為“雉”，其實并不是家雞的直接祖先，雖然同屬于雞雁小綱雞形目下的成員，因此也可以在名字里得到一個“雞”字（當然，并非所有雞形目成員都有，比如其實和雀沒什么關系的孔雀家族），但這些毛色華麗、“仙風道骨”的伙計頂多算是家雞的遠房親戚而已。目前我們所熟悉的家雞（通常以烤雞腿或者炸雞排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的直接祖先，是來自南亞次大陸一帶的紅原雞，在馴化和傳播過程中又多次接受了其他的原雞（比如灰原雞）的基因，并發生了多次基因突變，最終成為了現代人所熟悉的全年都能下蛋、肥肥滾滾的家雞。在這方面，牛的情況也差不多：我們目前所知的野牛（Bison），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北美野牛，事實上并不像來自原牛的家牛那樣可以馴化，也正因如此，雖然在上萬年的時間中一直和數以千萬計的“牛”生活在同一片大陸上，但北美印第安人卻只能將它們制成牛排和牛皮衣物，而不能發展出鐵犁牛耕或者畜力運輸。

總而言之，因為大量法律、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居住在我們身邊、名號中帶著“家”字的，未必就不是野生動物，而在野外廣闊天地中自由馳騁的，也不一定就是嚴格意義上的“野生動物”。不過，雖然“野生動物”的清晰劃界是個老大難問題（而且不僅僅是學術層面上的問題），但這并不會對我們完成某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產生影響：不隨意往野外環境中放生家養動物，不隨意拋棄寵物，不非法狩獵、非法食用任何野生動物（也包括野化的家禽和家畜），尤其是抵制任何形式的以瀕危珍稀動物入藥或者進行炫耀式消費的行徑——至少，作為一個理性自利的現代人，不做損人利己之事這項“基本功”，我們總該是可以做到的。

【責任編輯：艾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