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化史，我是素感興趣的。先師國楨教授對于明清文化的造詣之深，學界所共知，我的同門任道斌君頗承先師的教誨，在明清文化研究方面著述甚豐，本更當承此重任，但道斌君因另有國家重點項目之任務，無暇旁顧，我于是只有勉力而為了。

對于我來說，雖勉力而作，卻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既感到難于把握對文化的界定，又感到難于把握作志的體例。

迄今為止，學界對于文化的概念仍然各執己說，莫衷一是，定義數以百計，令人望而生畏，擬目的時候不知從何下手。只得找來諸學者之論反復拜讀，漸感其實說及文化之大端，許多都是為人所共識的東西。這就如我們自幼所讀文化課一樣，其范圍可大可小，其內容可多可少，入其范圍者自是文化無疑，未入其范圍者，亦未必不是文化，只是視其所劃定的范圍大小而區別論之罷了，而范圍的劃定也正是學者們著述的各自特點。這也許更接近于一些學者所提出的彈性定義，我之所以同意這樣的看法，也算是在文化志寫作時為自己找尋一點合理成書的理由吧。

我本來想，按道理講述事應當力求全面，記述有關明代文化的事情，門類似不應有缺。但到實際操作時，方知不可能求全無缺，這一則是本人能力所限，二則也是全書的篇幅所限。只是出于操作之便，將明代文化分作兩方面內容來敘述，一方面依現象分述而力求突出其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依門類分述而力求其全。這本不成樣子的作品便這樣開始著手寫作。寫寫停停，前后兩三年的時間，待到完成大部分書稿時，回頭來看，連自己也感到近于史又不全像史，卻又無力做大的改動，只能期待讀者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