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說寫于1995年的秋天，當時我26歲，在一家報社工作，沒有住房，就租住在朝陽區(qū)八里莊的一幢居民樓里。和我同租一套兩居室的另外一個小伙子，他在一家外企工作，他住的那間屋子比我的大一點，因此，可以容納下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生活，并搞出各種響動。我的屋子非常狹小，除了一張桌子、一張床，就是我和我的書了。我的書很多，我記得，那年我在南城的蒲黃榆租了一套一居室，是一個法官的房子，但是他很害怕讓鄰居發(fā)現(xiàn)他出租了這套房子，所以半年之后租期沒滿，就希望我搬走。我搬家到八里莊，剛好趕上四川的詩人、媒體人朋友周勁松來看我，他長得又瘦又小，幫我一麻袋一麻袋地往五樓上背書，當時累慘了，估計他在心里一定會說，看你這家伙，在北京混得這個慘！當時他那被背書累得慘白的臉，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呢。在八里莊的屋子，我的書沒有地方放，只好挨著墻碼放，成了一堵書墻，經(jīng)常會倒下來，砸到我身上，讓我從噩夢中驚醒。于是，我就把它們再次壘起來，某一天，書再次砸在睡夢中的我身上，我只好繼續(xù)地壘起來，我就像一個西西弗斯推動巨石上山那樣，一次次把倒了的書壘起來，我是那么地不屈不撓和堅強篤定。

那個時候，從租住的五樓下來，我會常常溜達到不遠處的老魯迅文學院旁邊的胡同里，吃鹵煮火燒。有一家小鋪子的鹵煮火燒特別好吃。樓下還有一條臭水溝，流動著烏黑的臟水，散發(fā)著熏人的氣味。附近還有一個民間的文學院“愛文文學院”，創(chuàng)辦人是一個編輯各類當代文學大辭典的甘肅人，他叫舒凌。因為文學院就在附近，我就偶爾溜達到他那里去蹭飯，吃過他的太太張晴包的餃子。張晴后來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漂在北京》，記述了京漂的艱難生活。舒凌是一個文學發(fā)燒友，他用編輯各類文學大辭典賺的錢，不僅辦了愛文文學院，還辦了一個純粹的民間文學獎“愛文文學獎”。我記得，這個獎先后頒給過王蒙、張承志、西川等，我還去參加過頒獎儀式，給王蒙寫了授獎詞的草稿。后來，幾年后的有一天，據(jù)說經(jīng)濟狀況變糟的舒凌就消失了，拋家舍妻，不見了。直到現(xiàn)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舒凌的愛文文學院的院子里，還第一次見到了作家劉震云。那時候他常常騎個自行車，帶著他的女兒妞子從外面回家去，就路過那里。當時他還在《農民日報》上班，要天天騎車去報社，躲在辦公室里拔掉電話線，寫他那兩百萬字的四卷本長篇小說《故鄉(xiāng)、面和花朵》。后來他買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是富康牌的，有一天我們一幫子在南陽駐北京辦事處吃河南面條，他堅持一定要送我回去。于是，多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車子，養(yǎng)成了經(jīng)常開車送朋友回家的好習慣，就是從他那里學到的。我們也一起去過舒凌的文學院，吃飯、聊天、談文學。晚上回到五樓的房子里，我就一邊喝紅酒，一邊激情四溢地寫這部小說。

現(xiàn)在想起來，在1995年寫這本小說的時候，我是多么焦慮和充滿激情。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借助三十瓶葡萄酒的力量，一口氣完成了它。我喝酒寫作，是為了找到一種語言流動和噴瀉的洪流，用酒精刺激大腦，語言會非常活躍并順暢地流瀉出來。我甚至還嘗試了某種達達主義的自動寫作，隨便在酒后進行語言涂鴉。只是后來定稿修改的時候，我把一些醉酒狀態(tài)下的胡言亂語，刪刪改改，變成了有邏輯的句子。因此，眼前的這部小說，還是十分清晰的。在這部小說的結構上，我采取了雙線結構，一條線是幾個主要的藝術家的活動，另外的一條線，是每章寫一個單獨的流浪藝術家，這樣就由點及面了。也就是說，奇數(shù)章節(jié)都是敘述單個藝術家的情況，而偶數(shù)章節(jié)則按照小說主線發(fā)展，就像是用一根鐵絲串起了一串糖葫蘆。這是向我從大學時代起就非常心儀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學習的小說結構技巧。

而且，我那個時候因為在報社工作，每天接觸新聞，特別迷戀信息的作用。我一度認為對于小說來講，信息是比想象力更為重要的東西。因為當時各種媒體蓬勃發(fā)展，我每天接受的信息量都很巨大，信息對我們的轟炸使我覺得想象力似乎越來越萎縮。我就想，也許未來的小說發(fā)展路徑，就是將故事、想象力和數(shù)據(jù)信息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寫作方式，會出現(xiàn)一種新的文學——信息化的文學。這種文學也可以看作是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在全媒體信息時代里的一個變種。

但是，后來我不這樣看了，因為，任何傳遞信息的工具，比如書籍、電視、報紙和網(wǎng)絡都僅僅是工具，而文學則是精神性的，是借助語言的美呈現(xiàn)的，文學想象力是任何借助工具傳達的信息所無法替代的。只要我們還在使用語言，文學的想象力和精神的指向都是第一性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無法用信息替代的。大多數(shù)的時候，信息就是垃圾。現(xiàn)在，網(wǎng)絡越來越發(fā)達，可是垃圾信息也是多得不可勝數(shù)，和文學一點關系也沒有。除非你有選擇地使用一些信息，充塞在你的作品里，使信息為你的作品服務的時候，它的價值才體現(xiàn)出來。

我記得，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試圖找到一種類似打擊樂和搖滾樂的節(jié)奏，那時我一到夜晚就陷于一種莫名的不安之中，那是被激情和靈感以及酒精抓住的不安，使我在臺燈邊的黑暗里走得很遠，而沒有任何人看見。白天的時候，我跑新聞，去采訪包括流浪藝術家在內的很多人，晚上我就寫這部小說。我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經(jīng)有了相當多的“京漂”，這些京漂構成了城市的邊緣人群，形成了一個民間空間。而我則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流浪藝術家的身上，這部小說就是描繪和獻給他們的。我記得我在一些飯局上，先后見到了栗憲庭、方力均、王廣義、張洹、高氏兄弟、宋冬、任戩、王晉、劉小東、喻紅、汪建偉、趙半狄、簡寧、俞心焦、中島、侯馬、嚴力等很多藝術家和詩人。我去過張洹的工作室，看到了他畫的鄧小平畫像，不知道現(xiàn)在以香灰為材料做藝術品的張洹，還記得他當年的小畫室嗎？他們帶給我信息和靈感，使我的這部小說具有了獨特的時間感和當下性。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種追求藝術的夢想和激情的痕跡依稀尚存，但在今天已經(jīng)物是人非了。最近十多年，在資本的強力推動下，那些流浪和定居北京的藝術家群體發(fā)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成了億萬富翁，有的遠走海外，有的銷聲匿跡、默默無聞，甚至已經(jīng)離開了人世。只有我這本書，成為一個特定時期的“北京時間”里的特殊人群的留影和紀念。

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曾參考了《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我的學兄沙琳采寫的有關流浪藝術家的報告文學，以及法國文學博士、教授張容女士關于法國荒誕派戲劇的研究專著。我轉述了一些法國荒誕派戲劇的劇情，作為小說主人公演出的劇目，在這里向他們兩位特別致謝。另外，小說完成后，在《花城》主編田瑛和責編文能的幫助下，以《白晝的消息》為題刊登了主要章節(jié)。后來，這本小說在1997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書名是《城市戰(zhàn)車》。2003年9月，新世界出版社以《白晝的躁動》為題，再版了這本小說。

時光荏苒，此次再度出版這部小說的修訂版，我感覺到，寫作有時候就是為了給某個時間段留影，我在書寫著與我的生命共時空的文字，與北京的變化共時空的文字。的確，在漸漸發(fā)黃變舊的照片、文字和記憶中，我依舊可以看到青澀而年輕的二十六歲的我，在北京的白晝中喘息著奔跑著，在北京的夜晚里書寫得激情四溢。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