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井

泰昌的散文選集即將付梓，囑我寫幾句話，我欣然答應下來。但一動筆，就有些躊躇了。如果議論學識，品味情思，衡量章句，泰昌是這方面的高手，近乎權威，我不敢班門弄斧，也不宜冒昧陳辭。怎么辦呢？

可是想起泰昌這個人，我的思路又活了。我不但有話可說，而且很想說一說。

不是有“文如其人”這么一句現成話嗎？這四個字的確包含了一定道理。那么，我就先談談我所知道的泰昌這個人吧，這樣做也許有助于對泰昌散文的理解。當然，我不可能用這種辦法來觸及泰昌為文的根本，這一點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認識泰昌，不覺已是二十年了。最初，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未來的學者，文質彬彬，眉目清秀。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嚴格篩選后留校的研究生。1958年他就負責了一部中國文學史的部分編寫工作。這件事很有分量，至少在我這個沒有學問的人的心里是這樣的。當年，我一看見那個小伙子，首先就想起那部厚厚的書，不禁有些肅然起敬。不管那部書到底怎樣，反正我是寫不出來的。說泰昌在步入文壇之前，在學術上已經結結實實打了基礎，大概不算過分。

1964年，《文藝報》為了充實編輯部，物色接班人，從全國名牌大學里，百里挑一，甚或是千里挑一地挑出十來個“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個編輯部和學府不同，日常所涉及的很多都不是學術問題，一個啃慣書本的青年進入這個新天地之后的心情想必很復雜，關于這一點，我沒有問過泰昌，不能代他說。我只知道，那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人的所在，而且正值一個嚴峻的考驗人的年代。緊跟著就是那個確實是“空前”，但愿它真“絕后”的“十年”。泰昌和我們這些老頭一樣，反反復復經歷了坎坎坷坷，只是有些時候因地位不同而具體感受會有差異。我想，在那樣奇特的苦難中煎熬，敏感而又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比老年人可能更難受一些。我知道泰昌在這一段時間里的一些側面，我不想加以描寫。我只說一句，我看見他在逐漸走向成熟。

以后我“有幸”和泰昌等一起參加了流放隊伍，被逐出京門而“榮升”“干校”。在湖北咸寧那個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離開的沼澤地里，我和泰昌之間有了較多的個人交往。我從這個落泊的書生身上找到了一股靈氣。他有些不拘小節，可是并不吊兒郎當。不管處境如何，他總是樂呵呵的，既不垂頭喪氣，也不劍拔弩張，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我從他那有些淘氣、有些詭譎的微笑里看到尚未寫出的散文，他在思考，他在逐漸超脫。我想，也許就是這股靈氣幫助了他，使他在鉆研學術時不做學究，在駕馭文字時不落俗套，在困難時不灰心喪氣，在順利時不得意忘形。

我不能說已經懂得了泰昌的氣質，我只能根據直覺強調他是一個重情感的人。可是“重情感”三個字又能說明什么呢？每一種情感都是復雜的，人更復雜。我注意到泰昌那經常的活潑灑脫，也看到他在困惑中偶爾顯出的木訥。我時常聽見他的笑聲，也偶爾看到過他實在無法抑制的眼淚。他有矛盾。

大概他的故鄉對他最初的塑造起了不小的作用。江南的水給他以靈敏，山丘的土給他以樸實。別看那一副文弱書生的外貌，當他挑著一百多斤稻秧在田埂上小跑時，那個輕靈利落勁兒，誰看見了都會說他是農民的兒子。他又洋又土，又土又洋。他能鑒賞微妙，也能咽下粗糲。

泰昌重情感，還表現在不忘故舊上。他時常向我敘說他的一些恩師和那些送給他陽光雨露的前輩，他尊敬他們，懷念他們，話語里充滿了感激之情。對待長輩，對待師表，泰昌身上很保留了點中國古風。

誠摯和靈氣、樸實和灑脫、理智和熱情、知識和稟賦，這種不同的東西，結合在泰昌身上，便形成了泰昌為人的特色。

再看泰昌的散文，不正具備了以上這些特色嗎？泰昌正在走著自己獨特的路。我以為，繼續走下去，寫出更多這樣獨具一格的文章，終將使泰昌自成一家，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只有多一些寫法，多一些路子，多一些不同的“家”，散文這一門藝術在中國才會重新發達起來。

謹說如上。

198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