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流傳著一本書，被稱為“商業圣經”，這本書就是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論語〉與算盤》是澀澤榮一總結其一生學習《論語》的體會與經營企業的經驗，匯集平日的講演與言論而成的一本書，集中表達了儒家的經營理念與儒商的處世之道。

澀澤榮一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實業家，被譽為“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父”“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者”。澀澤榮一經歷了江戶、明治、大正、昭和四個時代，參與了日本走向現代的整個歷程，對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曾赴歐考察學習西方的產業制度，率先改革日本的租稅和貨幣體制，推行新式的會計制度，最早引進西方的股份制度；創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股份制銀行，并參與創立或主持了日本五百多家大企業，如王子制紙會社、日本郵船會社、大阪紡織會社、東京海上保險公司、東京石川島造船會社、日本鐵道會社等，這些企業在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仍具有巨大影響。日本一家著名的財經雜志對一百位最成功的企業家進行調查，問：“誰是你最崇敬和對你影響最大的人？”結果澀澤榮一名列第二。

澀澤榮一最可稱道的是提出了“《論語》與算盤”的儒家式經營理論，為日本的經濟發展確立了“義利合一”的指導原則，并且澀澤榮一以其儒商的典范影響了好幾代日本企業家，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轉化與復興做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澀澤榮一說：“我始終認為，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又說：“士魂商才也是這個意思，為人處世時，應該以武士精神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必須有商才。要培養士魂，可以從書本上借鑒很多，但我認為，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樣呢？商才也要通過《論語》來充分培養。或許說道德方面的書同商才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但是，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滑、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絕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說商才不能離開道德，當然就要靠論述道德的《論語》來培養。同時，處世之道，雖十分艱難，但如果能熟讀而且仔細玩味《論語》，就會有很高的領悟。”

日本資本主義興起之后，整個日本社會起了各種變化，澀澤榮一在晚年撰寫本書，也是對日本企業界的一個批判。歷史往往有相似之處，如今的中國，正處在澀澤榮一曾經歷過的轉型期，一些工商界人士為了追逐利益，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甚至不擇手段，連最基本的良知都喪失了！鑒于這種情況，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培養經商者的道德素質，就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論語〉與算盤》的“義利合一”原則正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領域而行之有效的原則，對于企業經營者可以說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

現在，社會在不斷地變化，謀利的方法也在不斷改進，“《論語》+算盤”的模式可以發展為“《論語》+電腦”或“《論語》＋××”的模式，但不管怎樣變，《論語》始終代表著東方儒家永恒的道德理念，而“＋××”則代表西方先進的牟利工具。我國正處在建立中國特色企業制度的重要階段，澀澤榮一“《論語》+算盤”的模式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是建立中國式企業制度的精神基礎和價值源頭。《論語》代表的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國人在中國用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建立中國式的企業制度，比起澀澤榮一在日本用中國文化建立日本式的企業制度更名正言順，更親切自然。在日本，“《論語》+算盤”的模式只可稱為東方模式，而在中國，“《論語》+算盤”的模式則可以堂堂正正地稱為中國模式。

在本書中，澀澤榮一反對所謂經濟活動與倫理道德不相容的舊觀念，主張倫理道德與經濟的統一。他還極力反對空談倫理道德，輕視經濟和物質利益的傾向。書中，澀澤榮一還強調了學問在工商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批評了從商不需要學問的錯誤觀念，鼓勵人們修習學問。這里的學問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專業知識，一是道德修養。他認為，這兩方面不可偏廢，必須同時協調并進。

《〈論語〉與算盤》全書共十章，分別為：處世與信條；立志與學問；常識與習慣；仁義與富貴；理想與迷信；人格與修養；算盤與權利；實業與武士道；教育與情誼；成敗與命運。本書是澀澤榮一總結自己一生的成功經營經驗寫成的書，自昭和三年第一次出版發行以后，很快就一版再版，深受人們的喜愛。除了講經濟與道德外，《〈論語〉與算盤》還涉及人生許多方面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人生的指南書。因此這本書不僅對發展市場經濟，提高道德修養有幫助，而且對人們設計自己的人生路線，創造人生價值，都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