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真正的戰爭是什么樣子的嗎？

加入民兵營的前一天，我在列寧營里的辦公桌前遇到了一位年輕的意大利民兵。

他二十五六歲的樣子，淺棕色的頭發，相貌粗獷，肩膀寬厚而有力，頭戴一頂革質的鴨舌帽，帽檐斜掛下來幾乎遮住了半邊臉。他側身對著我，弓著腰低頭盯著桌子上不知是哪位長官打開的一張地圖，雙眉緊蹙，下巴幾乎貼到了胸前。顯然，他對那張地圖摸不著一點門路，在他眼里，能夠讀懂地圖似乎是一項無比偉大的學術才能。可是，我卻莫名地被他的某種神情深深地打動了。在他臉上有種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那是一種無政府主義者臉上特有的神情，盡管也許他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的臉上有正義也有兇殘，還有盲目無知的人民對于他們心目中學識淵博的人的那種值得同情的尊崇。不知為何，我瞬間便對他油然生出一種幾乎對任何人都從未有過也無法產生的好感。

在他們圍在桌子旁談話時，不知道是誰透露出我是外國人的消息，那位意大利士兵突然抬起頭問道：

“你是意大利人？”

“不，英國人，”我用不太熟練的西班牙語回答道，“你呢？”

“意大利的。”

出門時，他走過來緊緊握住我的手。奇怪，我竟然對這個陌生人產生了某種感情，似乎剎那間沒有了語言的障礙，沒有了文化的隔閡，只有兩顆可以彼此觸碰的心。我希望他對我也有同樣的好感。為了保留對他的第一印象，我決定不再注視他，事實上，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在西班牙，這樣的一面之緣時有發生。

這里之所以提到這位士兵是因為我對他的印象極其深刻而清晰。他破舊的制服，略帶兇狠卻又令人深感同情的面孔，無一不印證了當時的社會氛圍。他讓我不得不回憶起那場戰爭——四處飛揚著巴塞羅那紅旗；毫無生氣而疲憊的列車載滿了被運往前線的衣裝破舊的士兵；戰爭過后依然硝煙彌漫的灰色小鎮；還有那山丘上一道道戰壕，冰冷又泥濘。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距離我寫下這些文字不到七個月的時間。然而七個月后，這些似乎都已經遙不可及。與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相比，我對這段時間的回憶早已淡漠，仿佛那已成為比一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更加遙遠而模糊的記憶。我本打算來西班牙寫一些戰地報道，然而，一到加泰羅尼亞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當時看來，這似乎是唯一可做的事情。當時的加泰羅尼亞仍然是無政府主義者把控實權，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也許對于曾經在這里目睹了革命開始的人來說，戰爭早在十二月份或者一月份就已接近尾聲，但是對于剛剛從英國來的我來說，巴塞羅那的戰爭情形依然來勢兇猛，令人驚悚萬分。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一個由工人階級掌權的城市。大大小小的房屋都被工人控制著，屋頂上插滿了紅旗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相間的兩色旗。墻上到處刻著錘子和鐮刀的標記，還有革命黨派的字母名號。所有的教堂都被搗毀了，神像都被焚燒了，每一處教堂都被工人們拆除了。不僅如此，所有的商店和餐館都刻著“集體化”的字樣，連擦鞋童都變成了“集體化”的一部分，他們的工具箱也都被刷上了紅色和黑色的顏料。服務生和店員看人的表情都透露著人人平等。人們言語間沒有尊卑之分，甚至正式場合的形式套話都省了。沒有“前輩”“先生”或“您”，大家彼此都以“同志”和“你”相稱，打招呼不再用“早安”，而是“敬禮”。在加泰羅尼亞，給小費已被視為違法行為，我也是在一次因為給搬運工小孩小費而被酒店經理說教過后才知道的。私人摩托車都被征用了，電車、出租車等一切交通工具都被刷上了紅色和黑色的顏料。墻上貼滿了紅色和藍色的革命海報，十分醒目。相比之下，僥幸留在墻上的幾個廣告貼畫倒像是被胡亂涂上去的。在小鎮的白色水泥主干道——蘭布拉大道上，涌動著來往的人群，街道的喇叭里一天到晚地播放著革命歌曲。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來往的人群中除了幾個略微講究的婦女和外國人外，幾乎沒有一個是衣著體面的，大家都穿著粗糙的工作服，藍色套服以及各種款式的民兵制服，似乎這里的富人階級一時間都已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是那么匪夷所思地存在著，讓人無法理解，甚至有些厭惡。然而，我很快意識到這正是人們為之戰斗的目標，是現實的存在，這是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國家。在這里，資產階級已經逃亡，已經被消滅，已經轉移到工人的陣營中來。然而我并沒有意識到，還有大量的富有資產階級正以無產階級的身份潛伏著。

與此同時，戰爭的罪惡無處掩藏。小鎮狼藉不堪，荒涼滿目。房屋等建筑破敗殘缺，夜晚的街頭為了防御空襲而漆黑一片，頹廢的商店里人煙荒蕪。人們幾乎聞不到肉味兒，牛奶、面包常常無跡可尋，煤炭、石油、蔗糖等生活必需品嚴重匱乏。即便如此，買面包的長隊依然可以排到數百米遠，人們臉上總是洋溢著希望與滿足。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飯吃，生活維持在最低水平。除了流浪者，幾乎看不到一個赤貧者和乞丐。最重要的是每個人心中都有對革命和未來的信仰，有著一種突然進入平等、自由時代的幸福感。大家開始嘗試過真正的人類生活，而不再做資本主義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理發店里掛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告（多數理發師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上面莊嚴地寫著“理發師不再是奴隸”的字樣。大街上五顏六色的標語，告誡人們要棄娼從良。對于任何一個來自于帶有冷漠、輕蔑文化的說英語的種族的人而言，這些由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西班牙人生搬硬套來的陳詞濫調多少有些值得同情的意味。那時，那些純真的革命曲子在大街上以每首幾個生丁（法國輔幣）的價格出售，其中多數是對無產階級同胞的贊美和對墨索里尼罪惡的鞭笞。我經常會看到一個識字不多的民兵買來一首曲子，然后艱難地拼出歌詞，當他基本掌握后，便配上曲譜開始哼唱起來。

此前，我一直都在列寧軍營，美其名曰是為了上前線而接受訓練。早在加入民兵團之前我就聽說第二天要奔赴前線，實際上，我們一直在等另一個新民兵團的到來。戰爭爆發時工會匆忙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民兵組織并未按照正規軍進行組建編制。指揮部約三十人，每個團大約有一百人，而每個縱隊都是一個龐大的隊伍，人數各不相同。列寧營被安置在一組較為精致的石砌建筑群里，包括一個騎術學校和幾個寬敞的鵝卵石鋪就的庭院。這里曾是一個騎兵營，七月革命時被革命軍占領了。我所在的民兵團就睡在其中的一個馬廄里，馬槽石的底面還刻著騎兵突擊隊員的名字。所有的馬都被送去了前線，只有馬尿味和燕麥的腐臭味依然在空氣里彌漫。我在這里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留在記憶中的只有馬廄的味道和顫抖的軍號聲（軍號手都是業余的——我第一次聽到的軍號聲是從法西斯陣地傳來的），在營房外的院子里用鐵釘靴踏出的沉重的腳步聲，在日照短暫的寒冬早晨進行漫長地列隊，還有在那礫石鋪就的校場上以五十個人為一組進行的瘋狂的足球比賽。營隊里大約有一千名男兵，除了那些負責做飯的民兵家屬外還有二十名左右的女兵。民兵團里也有為數不多的前來服役的女兵。她們和男兵們并肩作戰，毫不遜色。然而這種在革命時期看似很自然的事情如今卻漸漸地變得不再那么自然了。女兵操練時男兵是禁止在校場內停留的，因為他們會嘲笑這些女兵，影響操練的正常進行。而就在幾個月前女人執槍還是一件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情。

整個兵營被搞得烏煙瘴氣，凌亂不堪。所到之處擺滿了支離破碎的家具和馬具，還有馬刀已不知去向的刀鞘，任其腐爛下去的食物，一切無不顯出戰爭的本來面目。浪費糧食的現象不堪入目，特別是面包，僅我住的營房里每頓飯就要扔掉一整筐的面包——在這個老百姓饑腸轆轆的年代，這簡直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我們不得不在長長的架板上吃飯，被用作餐具的錫盤一直積滿了油垢，更有甚者，我們要用一種長頸玻璃瓶飲酒。瓶上有一個細小的噴嘴，瓶身略傾時酒便從瓶嘴處噴射出來，這時無須用嘴巴接觸瓶嘴，便可以遠遠地將酒倒入嘴中。當我看到大家這樣爭相傳遞著這樣一個酒瓶喝酒時，我還曾罷工，要求發給我一個飲酒杯，因為在我看來，這瓶子乍看上去就像一把夜壺，尤其是在它裝滿白酒的時候。

營房開始陸陸續續地給新兵發放軍裝，在西班牙，每件東西都是斷斷續續發放的，這樣便沒有人知道其他人會分到些什么。更想不到的是很多戰爭的必需品，皮帶、彈盒，都是在我們即將坐上開往前線的列車的前一秒才發放的。軍裝這個叫法其實并不確切，或許被叫成用作軍裝的便裝更為合適些。衣服的整體構思是差不多的，但是細節部分卻不十分相同。按道理，每位士兵都要穿燈芯絨的護膝，這時服裝便完全沒有了統一的概念。有些人裹著布綁腿，有些裹著燈芯絨的長綁腿，還有人穿的是皮護脛或是直接穿了一雙高筒靴。每個人都有一件拉鏈式夾克，有些是皮制的，有些是羊毛的，夾克的顏色也各不相同。帽子也和其他的穿戴一樣千差萬別。通常大家都在帽檐上別一個黨徽，另外幾乎所有的男兵脖子上都系著一條紅色的或者紅黑相間的方巾。當時，民兵隊看起來就像是由一群怪物組成的烏合之眾。但是對于當時的條件來說這已經相當不錯了，這些衣服都是各個工廠加班加點趕制出來的。襯衫和短襪是破爛的棉紡織品，但是絲毫不能起到御寒的作用。我至今都不愿回想起在一切都還沒有進入正軌時，民兵們要挨過的那幾個月。記得在我進入民兵隊的兩個月前，報紙上刊登著一條消息，一位POUM（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下稱馬統工黨）的領袖去過前線后表示，他一定會保證每位士兵都有一條毛毯的。如果你曾經嘗過在戰壕里睡覺的滋味，聽到這句話便一定會不寒而栗。

在營房的第二天，我們開始了所謂的訓練。開始時的混亂場面令人難以想象。那些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原本流浪在巴塞羅那的街頭巷尾，他們充滿了革命的熱情卻對戰爭一無所知，就連站成整齊的隊列都幾乎是個難題。軍隊中毫無紀律可言，如果有人不喜歡某個指令就會即刻站出來和長官進行一番激烈的理論。訓練我們的上尉是一個很壯實的小伙子，年輕的面容還透著幾分稚氣，看起來讓人很舒服。他身上那套嶄新帥氣的軍裝告訴我們他之前是一位正規軍的軍官，現在應該也是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是個忠實而熱忱的社會主義者。他對所有的士兵和其他人都堅持不論軍銜，平等對待，這種堅持甚至比士兵們自己更加堅定。我記得當他聽到一個無知的新兵稱他“Senor（意思是先生）”時，他一臉痛苦而驚訝地問道：“什么？先生？是誰這么叫的？難道我們不是同志嗎？”我真懷疑這對他的工作是否會有一點兒幫助。然而，訓練對于這些新兵來說毫無用處。我曾被告知外國人可以不用參加“訓練”。我后來發現，那些西班牙人可憐地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要比他們更懂軍事。當然，我還是參加了訓練，因為我迫切地想要學會怎樣使用機關槍，我此前是從沒有機會碰機關槍的。沒想到我們根本就沒學習怎樣使用武器。所謂的訓練只是在訓練場上進行那些老套的傻瓜訓練：向左轉，向前轉，向后轉，三人一組齊步走等。所有的這些沒用的東西我都在十五歲時就了如指掌了。這是游擊隊訓練的一種特殊形式。顯然，當我們只有幾天的時間來訓練一個士兵時，我們要教會他的應該是他最需要的東西：如何隱蔽，如何穿過無遮攔的空地，如何站崗，如何構筑胸墻——最起碼，要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可憐這些幾天后就會被丟到前線去的孩子們，他們懷著滿腔熱血，卻至今還不知道如何打響步槍，如何拉響手榴彈的引信。后來我才知道原來這里根本沒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用來訓練。在馬統工黨民兵隊里，武器嚴重缺乏，去往前線的士兵只能從撤離出來的士兵那里接過一把步槍。我敢說，整個列寧營里除了崗哨配有一把步槍外，再也沒有多余的槍支了。

幾天后，怎么看都像是一幫烏合之眾的我們被認為可以接受民眾的檢閱了。西班牙廣場對面的小山上有一個公園，我們每天早上都要從營隊一直行進到那里，除了卡賓槍槍手和新組建的“人民軍”的前幾個小分隊外，其他的黨內民兵也都在那里訓練。公園里是一番令人難以理解的振奮人心的景象。我們走過大街小巷，在整齊的花壇叢中，成組成群的男人踏著僵硬的步子來回行進，大家都拼命地挺起胸膛，努力地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名士兵。他們全都沒有武器裝備，沒有一個人穿著完整的軍裝，即便是多數人的軍裝上已經打滿了補丁。游行的程序幾乎一成不變。就這樣連續來回踏步走了三個小時后（西班牙軍隊的正步是步小且速度很快的）終于立定，解散。士兵一窩蜂地奔到半山腰的小賣店里，在這里可以喝到便宜的酒，小賣店的生意十分興隆。大家對我都十分友善，而且對我這個英國人似乎都很好奇，加泰羅尼亞軍隊的長官們好像也很器重我，常常請我喝上一杯。而這時我總是趁機把上尉拽到角落里，叫嚷著要求進行機關槍訓練。我總是拿出隨身攜帶的雨果字典，用一貫糟糕的西班牙語說道：“Yo sé manejar fusil. No sé manejar ametralladora. Quiero apprender ametralladora. Quándo vamos apprender ametralladora？”[1]

每當這個時候，上尉總是帶著一種不自然的微笑，回答道：“明天就有機關槍訓練了。”當然，我從未等到過我所期待的“明天”。幾天后，大伙已經能夠步調一致、迅速漂亮地列隊前進了，然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子彈是從槍的哪頭出來的。有一次，我們休息的時候一個步槍手邁著大步走過來，讓我們端詳他的槍。結果整個分隊除了我沒有一個人會給槍上子彈，更別提瞄準了。

每天我都在費勁地用西班牙語進行交流。營隊里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英國人。至于法語，即使是在軍官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個法語單詞。而事實上更糟糕的是，更多的時候周圍的人都用加泰羅尼亞語交流。我唯一的辦法就是時刻隨身攜帶著一本字典，關鍵時刻便以閃電般的速度從口袋里拿出來。然而，此時的我卻比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更希望自己是個外國人——對于外國人而言，在西班牙交到朋友是多么輕松的一件事！不到兩天就有二十多個人叫我的基督教名字，他們總是向我伸出援手，我被他們的熱情包圍了。我并非大肆宣傳，也無意美化馬統工黨民兵。實際上，整個民兵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民兵隊伍魚龍混雜。迄今為止，志愿兵已經越來越少了，而很多優秀的士兵已經奔赴前線，甚至已經在戰斗中犧牲了。在我們中間濫竽充數的也不在少數。在西班牙，很多男孩的父母從他們十五歲開始就等著送他們當兵入伍，僅僅是為了每天十比塞塔的軍餉，還有幾塊從軍隊偷偷帶回來的多分下來的面包。但是，作為西班牙工人階級（或許應該說成是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因為除了幾個阿拉貢人和幾個安達盧西亞人，我身邊的大多數都是加泰羅尼亞人）的一分子，我決不允許拋棄這個隊伍中的任何一個人。盡管我并沒有學到他們身上的美德，尤其是他們的率真和慷慨。坦率地說，他們的慷慨時常令人感到為難、尷尬。如果你問他要一支煙，他一定會把整包都硬塞給你。其實在這種令人尷尬的慷慨之外，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含義，那就是在他們心靈深處有一種博大的情懷。在這種動蕩不安的戰時環境下，我不止一次有過這樣的親身感受。一些來過西班牙的記者和外國人曾經這樣評價：西班牙人骨子里對于外來的幫助懷有一種強烈的妒忌。而我只能說，我從未對此有過絲毫察覺。我還記得在我離開營房的前幾天，幾個從前線輪換回來的士兵，在講起他們的經歷時興奮不已，在講到和他們在韋斯卡一起參戰的法國軍隊時熱情四溢，他們說法國人非常勇猛——“Más valientes que nosotros”[2]，他們激動地補充道。我當然不相信，他們便解釋說，法國人比我們更懂得戰爭藝術——他們更會使用炸彈、機關槍。這些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一個英國人是寧可砍掉雙手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

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民兵營里的前幾個星期要做的事就是學著喜歡上這些西班牙人，但我卻總是不得不被他們的某些做派所激怒。在前線，我的憤怒有時候甚至達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這些西班牙人對很多事情都很在行，除了戰爭。令每個外國士兵都感到吃驚的是他們的拖沓，尤其是他們不守時的習慣。在這里，必須要知道的一個詞就是ma?ana（西班牙語，意思是“明天”）。但凡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把事情推到明天，這一點遠近聞名，連他們自己都經常拿這事兒開玩笑。在這個國家，大到戰爭小到一日三餐，幾乎沒有一件事情是按時完成的，通常情況下都會被拖延。但是事情也并不總是如此，當你已經習慣事情總會推后時也會有出其不意的情況——那就是你以為會拖后的事情卻偏偏提前發生了，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大約一周會有那么一次，當你原本以為八點出發的火車會在九點到十點之間出發的時候，由于司機的一時興致就會改到七點半出發，這總是讓人很頭疼。一方面我從理智上很佩服這些人，他們沒有像我們北方人那樣總是有一些時間強迫癥，但是另一方面我卻為自己總是擺脫不了這種強迫癥而痛苦不堪。

我們就這樣每天都在漫無邊際的謠言中，在一遍遍重復的“明天”里和永遠慢半拍的時間節奏里度過。突然有一天，我們接到了一個長達兩個小時的通知，我們接到了去前線的命令。而此時，很多必要的裝備還沒有發放到我們手中。軍需庫里的混亂可想而知，最后終于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在沒有完整裝備的情況下離開了。營房里突然擠滿了婦女，好像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她們在幫自己的男人打包行李，幫他們卷起毛毯，整理背包。可笑的是我不得不在一個西班牙婦女——另一個英國人威廉的妻子的幫助下才將那個新的皮質彈藥包挎在身上。她溫柔似水、極具雌性魅力的黑眼睛告訴我，她畢生的事業應該是相夫教子。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女子卻真真切切地在七月巷戰中勇猛地廝殺過。此時此刻，她背上的嬰兒就出生在戰爭爆發的十個月之后，或許就出生在某個戰場的壁壘后。

去往前線的火車八點出發，大約八點十分，長官們還在試圖把我們集結到駐地廣場上。他們個個大汗淋漓，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我清晰地記得當時大家舉著火炬的情景——那種騷動與興奮。紅旗在火光中迎風飄蕩，在集結的隊伍中，士兵們背著背包，卷起的毛毯與彈藥袋一起斜挎在肩上，高聲吶喊，軍靴的腳步聲，還有咣里咣當的玻璃酒瓶聲。之后，只聽一聲響亮的口哨聲，全場終于安靜下來了。接著一位政委站在迎風浮動的巨型條幅下用加泰羅尼亞語給我們訓話。訓話結束后，他們把我們送到車站，為了充分地向民眾展示我們的形象，他們選擇了一條最長的路線——大約三四公里，在經過蘭布拉大道時我們被一支不知從哪里借來的樂隊攔了下來，他們演奏著各種各樣的革命進行曲。英雄情結又一次被渲染起來了——熱情洶涌的吶喊聲，巴塞羅那的紅旗和無政府主義的旗幟四起，熱情的群眾向我們涌來，婦女們從窗口向我們揮手。這一切曾經那么自然，如今卻又是那么虛幻而遙不可及！擁擠的火車里已無立足之處，更不用提有座位了。眼看火車就要開動了，威廉的妻子沖向站臺，遞給了我們一根一尺多長的亮紅色的香腸，那香腸吃起來味同嚼蠟，我們都被它搞得拉了肚子。火車以戰時平均每小時二十公里的速度緩緩駛出加泰羅尼亞，駛向了阿拉貢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