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納粹來說，弗雷達·溫曼的罪行很簡單：她是猶太人。1944年5月，在法國的圣埃蒂安，她被親德的法國民兵組織“米利斯”抓捕，連同她的雙親和三個兄弟，一道被送往巴黎近郊臭名昭著的德朗西集中營，然后再被運往位于德占波蘭的奧斯維辛—比克瑙。

1944年6月初，火車載著弗雷達一家以及其他近千名猶太人，穿過比克瑙那座紅磚崗樓，一直開進了營地。當火車車廂門打開，她們重見天日時，弗雷達卻感覺自己來到了“地獄”：“氣味！這氣味真難聞！”但她此時還不知道比克瑙的真正用途。這個地方很大，到處都是囚犯，也許新來的人都會被送去干活吧。

當她和家人站在鐵路旁被稱為“斜坡”的地方時，事情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來自某個特別部門的囚犯，穿著好似睡衣一樣的制服，向新來的人們喊道：“把孩子交給年長的女人！”于是，有位二十多歲的年輕母親把一個嬰兒遞給了弗雷達的母親。

猶太人被命令在“斜坡”上排成兩支隊伍：一支是男人，另一支是婦女和孩子。弗雷達感到不解，于是她和母親一起站到婦女和孩子那支隊伍里，母親手里還抱著那個嬰兒。當隊伍排到母親時，一個黨衛軍醫生——弗雷達相信那就是門格勒博士——讓她站到右邊去。弗雷達也想跟著母親過去，但她回憶道：“門格勒把我叫了回去，他說，‘你往左邊走’。我說，‘不，我不會和母親分開的’。然后他若無其事地說，‘你的母親會照顧孩子的，你得和年輕人一起去’。”

弗雷達“不懂為什么要把我們分開，也不懂為什么要把孩子交給年長的女人，我媽媽只有四十六歲。我對這里發生的所有事都感到困惑，它們都來得太快了”。

當弗雷達的母親帶著嬰兒離開時，隊伍也排到了她的父親和三個兄弟，他們被允許繼續待在一起。但當他們站在“斜坡”上時，弗雷達的大哥大衛看到他們的母親向另一個方向走去，認為他們最小的弟弟馬歇爾應該和母親一起去。他覺得如果母親能夠照顧馬歇爾的話，可能對弟弟“更好些”。于是大衛讓弟弟陪母親一起去，馬歇爾很聽話，跑去和他的母親團聚了。無意之中，大衛把馬歇爾送上了不歸路。

他們不知道，此刻他們剛剛經歷了黨衛軍醫生的篩選，他在幾秒之內就決定了哪些人可以暫時活著，哪些人將立刻死去。這趟火車上的很多人將被送往比克瑙的毒氣室迅速殺死，包括弗雷達的母親以及她懷里的嬰兒。納粹不愿意讓孩子、老人和病人在集中營多活一個小時。

弗雷達、她的父親和三個兄弟都被選中去勞動，盡管納粹最終打算殺死所有的猶太人，但這至少延緩了死亡的來臨；而大衛把馬歇爾送到母親身邊，讓他確定無疑地加入了立刻死亡的那群人。馬歇爾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在篩選時是兩可的，所以黨衛軍醫生不會在乎他是否和母親一起死去。正如弗雷達所說的，大衛的決定“在其他情況下是正確的”，但在奧斯維辛那個毫無人道可言的地方，“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在“斜坡”上，年輕的母親們被告知交出她們的孩子，那是因為只有這樣她們才能通過黨衛軍醫生的篩選。即便母親年輕而健康，黨衛軍醫生在最后篩選時也很少會把她和孩子分開，以免在新來的人群中引起恐慌。迎接新人的囚犯知道弗雷達的母親年齡過大，不會通過篩選。既然她肯定會死，嬰兒也肯定會死，那就把兩者放在一起好了。這樣，那位年輕的母親就有可能活過這一天。

這是一種怎樣的世道呢？正直和道德的標準會如此不可理喻地顛倒。哥哥出于關心讓弟弟和母親在一起，卻變成了讓弟弟送死；讓一位年輕的母親活過這一天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她的孩子從她手中奪走并殺死。

更廣泛地來看，納粹為什么決定要消滅這一整群人？為什么他們要帶走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向他們注入毒氣，槍斃他們，讓他們挨餓，把他們打死——想盡一切辦法置他們于死地？這場種族滅絕在納粹所做的諸多駭人聽聞的事情中究竟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二十五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并制作了一系列關于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電視紀錄片。在我工作的過程中，去了許多不同的國家，拜訪過數百名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包括那些深受納粹之苦的人（就像弗雷達·溫曼）、旁觀者以及犯下過罪行的人。這些為我的影片搜集的證詞只有一小部分曾經出版過。

“大屠殺”是有史以來最為臭名昭著的惡行，我們需要弄清楚這種丑惡是如何發生的。正是為此目的我進行了嘗試，本書不僅使用了這些新鮮的史料，也參考了最新的學術成果和當時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