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大國博弈和文明激蕩的神秘熱土

歷史地看，中東一般指歐洲以東，介于遠東和近東之間的地區。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東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而是近代以來“歐洲中心論”這一世界話語權的真實體現。從地域上劃分，目前對中東究竟包括哪些國家和地區尚無統一定論，大致泛指西亞、北非地區，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埃及、摩洛哥，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2004年，美國啟動“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將阿富汗也納入中東地區。

歷史上的中東，既是大國展示實力之地，也是大國消耗實力之墳。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等都曾在此留下厲兵秣馬、盛極一時的遺跡，但許多帝國也紛紛在此由鼎盛而走向衰弱。歷史上，中東還是各種文明往來交匯之地，極易碰撞出文化火花。由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文明與沙漠部落文化交融衍生出的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加之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導致沖突和戰亂延綿不斷。

我自1971年起從事外交工作以來，就和中東這片神秘的熱土結下了不解之緣，至今已經為中東外交奔波了40多個年頭，深切體會到中東問題之復雜，這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種宗教的關系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1999年4月我還在外交部亞非司擔任司長時，曾應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要求，向他介紹過“三種宗教在中東地區的產生及其關系”等問題。當時，我從宗教的傳承（縱坐標）和三大洲接合部特殊地緣關系（橫坐標）的角度，簡要地談了我所了解的情況和個人對此的理解。

就宗教傳承而言，中東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共同的發祥地。三教都以亞伯拉罕（伊斯蘭教稱易卜拉欣）為共同先祖，奉《舊約》為早期經典，尊耶路撒冷為圣地。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三種宗教確實緣起一處，一脈相承。從時間先后來看，3000多年前，猶太教在吸收了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和尼羅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基礎上，率先出現于此。此后經過1000多年，由于猶太教上層的僵化和專制，從猶太教底層系統中相繼分化出基督教及其圣典《新約》，并經由羅馬帝國向歐洲乃至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此后又經過600多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洞察到歷經數百年部落間戰亂的阿拉伯半島已經處于社會轉型的前夜，思想上急需以新換舊，于是吸收猶太教、基督教的精髓并結合阿拉伯半島的傳統文化，打破血緣關系創建伊斯蘭教；以《古蘭經》為圣典，統一了阿拉伯半島，并創立阿拉伯帝國。因此，三種宗教在經典啟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有同有異、相續出新。

就地域特點而言，中東地處亞非歐大陸的交匯處，地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歷史上許多王國強盛之后，往往都會選擇到中東這個中心地帶展示實力，以圖實現帝國偉業。例如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們的勢力范圍，曾南達埃塞俄比亞，北到巴勒斯坦、敘利亞，第一次將西亞、北非諸文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此后，波斯帝國、馬其頓王國、羅馬帝國等也相繼來到這里，興衰交替。于是，中東成為東西南北各方思想、文化、力量碰撞、激蕩的一片熱土，在這里不斷產生文化火花，對這里的文化發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從古至今，中東往往成為熱點地區，其中既有地緣戰略的重要意義和大國實力的博弈，又有不同文化間的較量和競爭。

萬隆會議：中國開啟對中東外交歷史新紀元

中國和中東地區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中東也是中國最早向外開放的地區。早在2000多年前，漢使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國到西亞、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廣大地區，成功地掀開了東西方之間的珠簾，為“絲綢之路”的開辟做出了卓越貢獻，開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此后，“絲綢之路”不僅成為中國聯系東西方的“國道”，也成為整個古代中外經濟及文化交流的國際通道，大量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經此而傳播至中東乃至世界各地。“絲綢之路”的打通，成就了中國早期的開放，對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國家將中東國家和地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之中國自身國力的衰微，我國和中東各國的交往也落入低谷。這種情況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有了根本改觀。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重重封鎖與打壓，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巨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只有在對外交往中打破西方封鎖，方能在國際上站得住腳，方能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時，除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亞洲、非洲就成為中國打破封鎖，實現“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區域，中東地區則更是成為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戰略依托。

隨著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的召開，中國同中東國家地區的關系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在萬隆會議上，時任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同當時的埃及總統納賽爾，沙特阿拉伯王儲、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1964年至1975年任沙特阿拉伯王國第三任國王）等會晤長談，這兩位都是當時中東地區的風云人物。在會見中，周恩來總理一方面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新中國的情況；另一方面，也從他們那里更多地了解了中東的情況。由此，中國同中東地區國家的關系穩步發展，往來逐漸增加，相互了解也不斷加深，奠定了彼此發展友好關系的基礎。

1956年，中國和埃及建交，開啟了同中東國家建交的歷史，埃及也成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中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緊接著，也門（王國）、敘利亞、摩洛哥等國也陸續同中國建交。

隨著中國在這一地區邁出了“走出去”的重要一步，我們得以打開了外交局面，外交空間也得到大大擴展，在國際上的處境也有了極大的改善。當時，中東的這些友好國家在中國關心的問題上給予我們以很大的支持，我們對于他們的合理訴求也表示了極大的理解、重視和支持。

2014年3月初，我赴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其間專門去參觀了“萬隆會議”舊址，現在已成為“亞非會議紀念博物館”。撫今追昔，當看到歷史照片和紀錄影片中周總理的風采和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的座位時，我這個老外交工作者的激動心情油然而生，不禁默默自語：“萬隆會議開啟了一個新紀元，新世紀仍然需要弘揚萬隆精神。”

改革開放：新時代新思路新中東外交政策

20世紀70年代初我剛加入外交隊伍時，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戰爭不可避免，“燕子低飛”“山雨欲來風滿樓”等也成為當時關于國際形勢最形象的比喻。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政策是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做好隨時打仗的準備。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巨大的歷史變革，這種變革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思想的解放帶來觀念的轉變，帶來對國內國際形勢新的判斷，從而帶來國內外政策的重大調整。

當時，鄧小平同志在對國際各種力量對比進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做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因此在較長的時間內不會發生大規模戰爭是很有可能的”這一重要結論，進而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因此，在中國的外交方針政策上，也改變了過去“一條線”的戰略，進一步強調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同時在國際場合申明立場：中國同各國發展關系不受意識形態影響，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上所有國家建立與發展友好合作關系。

外交政策的重大調整為我國外交工作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為我國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創造了較好的國際和平環境。這種調整和轉變也使我對所從事的外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中東在為我國創造和平有利發展環境方面地位重要，對中東政策的重大調整則為我國贏得了更多的外交主動權和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