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數學水平一直是世界頂級的，一代代的學者們借助于算籌和算盤，將各種實際問題分門別類，進行有效的布列和推演，在比率算法、“方程”術、開方術、割圓術、大衍求一術、天元術、四元術、垛積招差術等等方面都取得輝煌成果，很多理論和計算方法，領先世界幾百年。

　　如元代數學家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鑒》中的四元術和垛積招差術。

　　四元術這種四元高次方程組，早于法國數學家別朱(Bezout)于1775年才系統提出的消元法五百年；垛積招差術中的公式與牛頓插值公式在形式上和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如嘉靖、萬歷年間的鄭王世子朱載堉，他計算出“根號2開12次方”的數據，并以此創建的“十二平均律”被傳教士傳回歐洲，徹底解決一千多年來，音樂領域的學術難題，被廣泛應用在世界各國的鍵盤樂器上，包括鋼琴，故朱載堉被譽為“鋼琴理論的鼻祖”。

　　朱載堉首創利用珠算進行開平方，研究出了數列等式，是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數列的首項、末項和項數，解決了不同進位制的小數換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二十一世紀；朱載堉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精確計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北緯39°56′，東經116°20′）和地磁偏角的人，他還精確計算出回歸年的長度什和水銀的比重。

　　朱載堉被盛贊為“中國歷史上對人類有杰出貢獻的三位科學家”“世界上第一個平均律數字的創建人”“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圣人”。

　　所以說，古代的數學和科學人才多的是，但科舉只以八股取仕，國子監的算學課很少有人深入學習，朱載堉等人的研究僅出于興趣，沒有門人弟子持續研究，很難形成學派。

　　但是無論朝廷政治還是民間生產中，都離不開數學應用。戶部計算錢糧、戶口、稅賦，工部水利、建筑、制造，兵部兵馬、糧草、武器等等都需要數學人才……朝廷不支持鼓勵數學，但又需要這種人才，這就造成了供需矛盾。

　　柳沖已經制造的嗅鹽、擺鐘，計劃制造的四輪馬車、玻璃、水泥、武器這些全都離不開數學和科學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才在報紙上專門開個版面，用數學題來引起一些人才的注意。

　　那些答出題目的人，全被報社登記姓名、住址，將來若有需要，可以根據名冊找人。

　　在報紙上打廣告后，崇文門外專門用于出售嗅鹽和擺鐘的“百貨行”也迎來了許多商人。這百貨行是柳沖專門開設，將來他制造的所有東西，都會在百貨行出售。

　　到天黑時分，一群長隨小廝來到雅間回報：加印的五千份報紙也全部賣完，今天的大明新聞報創刊號總共賣出一萬份。而且，市面上還有很多人在求購報紙。

　　柳沖當場表示：“明天再印一萬份！”

　　大明新聞報是五日刊，明天肯定是不出版的，但可以加印今天的報紙啊。

　　第二天，加印一萬份‘舊聞’的報紙仍舊只用大半天就賣完。

　　第三天，柳沖到大興縣衙看榜時，現場有幾十個報童在吆喝，而讀書人幾乎人手一份大明新聞報。經過兩天時間，報紙的熱度非但沒有沉寂下去，反而發酵的更加火熱。

　　縣試第一場柳沖名列第三，這個成績他很滿意。

　　雖說縣試要考五場，但位列主榜前二十名的考生，只要在后面的考試中不作死，如忘記寫名字、墨汁污染卷子、寫出孔子的名字、皇帝的名字等，肯定能過關。

　　柳鈞柳維也排在前五十名，二十一名到五十名，有一大半可能過關，不過后面四場，他們還得仔細，否則，就有可能被副榜上的人踢下去。

　　而副榜上的一千多人，比較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被淘汰，所以要進行激烈的廝殺。

　　連副榜都沒上的幾千名考生，屬于已經被淘汰的，后面四場不用再參加了，要考就等明年吧。

　　縣試一場考一天，第一天考試，第二天閱卷，第三天放榜，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考第二場……全部考完需要二十天左右。

　　其后連續四天時間，報社每天印一萬份‘舊聞’，全都能賣完，這完全超出柳沖、宋鈺等人預測的最高三萬份的銷量。

　　第五天，柳沖考完縣試第二場，一出考場就被宋鈺等人拉住，宋鈺拿出一疊抄來的奏章，道：“宋師襄和他的同黨反擊了。”

　　柳沖接過奏章，隨意看看，道：“否認跟汪崇孝有關？他們敢用汪崇孝設局，就做好了丟車保帥的準備，這沒什么新意嘛。”

　　這一次爭斗的關鍵就在汪崇孝，只要打掉汪崇孝，宋師襄一伙就沒了安遠侯府的把柄，后續計劃落空，謀劃完全失敗，根本不必緊張。

　　“我知道，皇上下旨后，你們府上就已經勝了。”

　　宋鈺翻了幾下奏折，指著一處道：“我擔心是報紙，宋師襄上書朝廷，要求查封咱們的報紙！”

　　柳沖連忙仔細翻閱，宋師襄的奏章上說“大明新聞報妖言惑眾，肆意污蔑朝廷大臣，要求通政使司查封報社，并追究辦報者罪責。”

　　通政使司負責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訴等事項，也就是說通政使司屬于管理文件的部門。所以，它是管不到報紙的。

　　報紙屬于出版物，大明沒有管理出版物的機構，誰想印書就找書坊自己刻印出版，完全不需要跟衙門打交道。

　　原則上，你只要不出版一些大逆不道的刊物，朝廷是管不了的。

　　至于說“妖言惑眾，污蔑大臣”那更是扯淡，京師里的平頭百姓，都敢堵著尚書、閣老的轎子大罵。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因為明初太祖皇帝允許普通百姓捉拿擾民官吏。

　　在太祖親自撰寫的《大誥三編·縣官求免于民》中記錄著這樣一件事：在北直隸樂亭縣，農民趙罕晨率領三四十個農民將縣里一幫的貪官污吏擒拿起來，押送到京城告御狀。樂亭縣主薄汪鐸央求趙罕晨等人說：“我從十四歲開始苦讀，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饒了我這一次，休壞我前程！”

　　結果他并沒有被饒過，被捆送到京師，砍了腦袋。

　　普通百姓都敢捉拿有罪官吏，敢當街堵著尚書、閣老罵，在報紙上罵御史算什么大事？

　　雖說現在不是太祖年間了，文官權力大增，但大明不因言獲罪，官員們罵皇帝啥事沒有，百姓罵官員也一樣沒事，這有什么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