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時間是消磨一切的砂輪，年齡是構筑屏障的帷墻。

　　初三的時候，我已長成一個大小伙，姥爺山里的土炕睡著也沒有以往舒服了，加之家里的很多的農活也都幫得上忙了，長期躲在山里跟姥爺白吃白住也有點說不過去了，從那以后，似乎漸漸遠離姥爺，逢年過節也只是短短的探望。

　　升高中那年，去學校報道的前一天去和姥爺告別，姥爺拿出一個折疊小剪刀的包裝盒，里面躺著一張薄薄的紙片，上面印著一個紅色的“和”字。姥爺說，出門在外要以和為貴，待人要和氣，這樣就不會吃虧。臨走時姥爺給了我70塊錢，讓我買點好吃的。我心里自然是高興的，作為一筆隱性收入，沒有告訴父母。等一個月后回家，母親問我姥爺是不是給錢了？原來，那70塊錢是姥爺一個月的花銷，姥爺每月從民政部門領兩三百塊錢，除了補貼兒孫自己留用極少，那段時間母親經常發現姥爺吃煎餅蘸醬油，就知道錢沒了。后來，我再也沒拿姥爺的錢。

　　那幾年，姥爺的身體也越來越不及以往，慢慢地也就不再去山里住了，高中課業緊張，我也不再惦記山居的美好生活了。記得有次回家，母親指著半尼龍袋的桃子說，你舅舅送來的桃子，說今年吃一次以后就沒了，他把山上的桃樹都砍了，種上花椒樹了。

　　六

　　姥爺在村里的院子坐落在一條深巷里，周圍住的人家不多，倒是非常安靜。

　　那一年，我的表哥，也就是姥爺的孫子，基于經濟的考量，開始在老院子里養雞。我對養雞場是比較了解的，除了一天到晚嘰嘰咕咕的雞群，就是那股奇特的雞屎的惡臭。

　　我問，姥爺住哪？他怎么能受得了？

　　母親說，這有什么辦法，還是生活要緊啊。

　　后來，姥爺準備搬回山里，卻受到了極大阻撓，即出于對他身體的考慮，也出于院子里的雞和雞蛋需要照料。生活面前，一切理想終將讓步于現實。

　　母親有時會把姥爺接到家里住幾天，早年姥爺身體好的時候還會多住些日子，因為總會幫很多忙。現在身體不好了，住不了幾日定要回去的。我的父親是個脾氣易怒的人，從小的印象中就是各種嚴厲斥責，但他對姥爺從來沒有大聲說過話，也從未說過一句不好的話，一直都十分尊敬。

　　一次短假，母親把姥爺接回家里。那時姥爺老態盡顯，目光和言語都大不如以往。姥爺跟我說頭皮老疼，還使勁抓了兩下，我說給你洗洗頭吧，他難得地欣然答應。就這樣，他坐在馬扎上，我接了盆溫水給他洗頭，用了一點“海飛絲”，姥爺說，還挺香的。頭發洗了兩便，又換了一盆水，我說給您擦個澡吧，姥爺同意擦洗上身，卻怎么也不肯洗下身。姥爺說，年紀大了真沒有，不是拉就是尿，還得麻煩別人。

　　七

　　母親說，姥爺就是這樣，一輩子不肯麻煩別人，即使是自己的兒女。

　　姥爺的前半生到底經歷了多少風雨滌蕩，沒有誰能夠知詳，包括他的子女。從小到大，我多次希望姥爺講講在軍隊時的故事，他都以“記不得”擋了過去。

　　我從姥爺抽屜里的資料已經探知，姥爺是1945年參軍，1946年8月入黨，在姥爺1952年11月的轉業軍人證明書上寫的是：26軍，軍法處，副隊長。從有限的書面材料中得知，姥爺曾在縱22師供給處任文化干事，期間曾立二等功一次，獲“功臣”表彰一次。此外，還有一張注明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司令部的類似獎狀的文件中標明，姥爺曾獲二等功兩次、三等功兩次，文件簽發人為1955年授銜的中獎張仁初和王一平，簽發時間為1948年10月20日。此外，有一張“革命軍人證明書”，是26軍政治部在1952年4月29日印發的；還有一枚抗美援朝勛章和有一把印著“USA”的磨掉一半的軍刀。在姥爺抽屜的資料里，多數是寄給原單位信件的手抄件，部分是介紹自己情況，部分是表示感謝，極少是希望幫助，少有幾封單位的回信。

　　我上大學那一年，姥爺年近80，身體有了一些小問題，日常的醫療花費超出了他從民政部門拿得到的補貼，于是我整理了他手頭幾乎所有的資料，希望從他退休的單位——另外一個城市的神秘事業單位——獲得幫助。也正是那次嘗試，大體了解了姥爺的一些經歷。

　　那年假期，我在當地的日報社實習，實習期結束后我去看望姥爺，趁著在報社實習的熱乎勁，我說：姥爺，我采訪采訪您吧。沒想到姥爺滿口答應，我趕忙找來一疊稿紙，按照新聞采訪的套路同姥爺交談，不曾想竟打開了話匣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