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醫生打電話給胡愈，才知道他受外地某上市公司的邀請，為企業員工做團體心理輔導（EAP）去了，要一個星期之后才能回來。

　　企業員工的心理健康越來越受到企業管理者的重視，通過員工心理輔導，也可以發現企業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優化管理系統。畢竟企業是由人組成的，管理的主體和對象都是人。此外，通過團體心理輔導，既能夠帶來較大的經濟收益，同時也是拓展個體來訪者的重要渠道。

　　所以，很多心理咨詢師愿意從事甚至熱衷于EAP。

　　吳醫生從事機關、事業單位包括公檢法機構的EAP較多，而胡愈卻從來不與公檢法單位打交道，他更愿意與企業做業務。

　　單純的個體咨詢，使心理醫生的工作和生活表現得單純和平淡，S的咨詢卻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扔進一塊大石頭，激起層層的漣漪。

　　做一個合格乃至優秀的心理醫生，需要有強大的自我情緒覺察和處理能力，他們必須能夠比病人走得更遠，否則怎么幫助病人呢？

　　吳醫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后緩緩地呼出，心情就在腹式呼吸中一點點地平靜下來。

　　他決定先不糾結S說的是真是假，當然也就不必糾結是不是要報警。他告誡自己，我只是一個心理咨詢師，一切以來訪者為中心，他需要幫助，我以專業的能力去幫助他就好了。

　　再過幾天，看他是不是如期在每周預約的時間來，如果是的話，那么就像正常的咨詢一樣處理——繼續采取共情、關注和跟隨的態度。

　　S是一個特殊的來訪者，但他的心理同樣需要，甚至比別人更需要被理解、共情、分析和引導，而這些，吳醫生都有信心做好。

　　S在預約的時間準時出現在咨詢室，他沒有再說上次的那個夢或者坦白，而是談到了父親。

　　“母親出事半年后，父親想再結婚，他找我說，怕我反對。

　　其實他錯了。我不但沒有反對，反而內心松了一口氣。

　　一方面，我沒有什么資格反對，那是他的生活。

　　我這么多年來，不是一直渴望父母不干涉我的生活嗎？

　　我想要的，就是他們過他們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

　　現在，他要再結婚，這是他的自由，我無權干涉。

　　另一方面，這樣也好，他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就不會再顧及我的生活了。

　　我甚至想，如果我的母親當時也有自己的情人，她或者會過得更幸福一些，不會那么壓抑，甚至就不會死。

　　再說，父親他會老，他需要有人照顧，而我可能負不起這個責任。

　　我想起我做律師時代理的一個案件，是一起民事糾紛。

　　一個70多歲的老人喪偶后，看上一個年齡比他小得多的中年離異婦女，老人想結婚，但是兒子、媳婦不同意。

　　父子因此鬧得很僵，最后在親戚的勸解下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女方以保姆的名義照顧這個老人，但實際上在一起生活，包括同居，就是所謂的陪床保姆，每個月付工資。但是，如果女方出現重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老人去世，她就必須離開這個家庭。老人的兒子對女方沒有其它任何義務，女方除了工資之外，也不能提出其它要求，不能繼承老人的遺產......

　　雙方在證人的見證下還簽了正式書面協議。

　　四五年之后，老人去世了。去世之前，竟然到公證處公證了一份遺囑，把幾十萬的現金和價值200多萬的房產留給了陪床保姆。

　　老人的兒子媳婦就不干了，以前面有協議為由，不承認遺囑的效力，因此與保姆雙方訴到法庭。

　　老人的兒子找到我，想聘請我為代理律師，幫助他們取得財產。

　　這是一起家庭協議與遺囑相沖突的案件。但是，當我看到老人遺囑中的一句話時，我拒絕了代理這個官司。

　　老人在遺囑中寫道：是某某（那個女人）在我生命最后給了我溫暖，讓我在晚年過得充實快樂，走得沒有遺憾——

　　我為老人的這句話感動，也理解了贈與這個女人財物的心理。

　　我想，同樣的情形如果出現在我父親的身上，我對他的處理也沒有任何的意見。

　　作為子女，父母晚年的幸福難道不應該是第一位的嗎？

　　誰給了他幸福，做子女的就應該感恩才是。所以，我的道義與我的職業要求相沖突時，我選擇了道義。

　　我絲毫不恨父親再婚娶的那個女人，如果她真能給我父親幸福的話，我還需要感謝她。

　　那個女人是一個搞IT行業的博士，女博士，你沒聽錯，是個女博士，比我父親小20歲，只比我大6歲。

　　我父親只是大專文化水平，在年過半百之后，竟然找了一個比他小一輩的女高材生。

　　說實話，她雖然學歷很高，看上去很樸實，典型的理工女。

　　父親再婚后不久，就又生了一個小孩，也就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了。

　　有一次我偶然看見了他們一家三口，心理突然感到很酸楚，對小弟既有同情，又有一些嫉妒。

　　我看到父親看小兒子的眼神，是那么地溫柔和親切。

　　可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父親這樣對過我。

　　也許他曾經有過，但我忘了，或者本來就沒有感覺到......”

　　這一次的咨詢，吳醫生只是專注地聽著，而S的咨詢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只字未提最先的失眠癥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