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邊界社區3

　　1.浙江村人”認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為那里老鄉多，“就跟火車站人擠人一樣，不用你自己用力，抬著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資本，到小地方做，資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并不是人們先決定了要擴散流動，去組織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幾乎形成了這樣的習慣意識：一

　　個核心系不能維持太長的時間。人們隨時都在準備組織新的合作關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之后，人們根據這個合作關系的優勢，選擇新的流入地以求發展。

　　那么為什么不把一個核心系長期維持下去呢？這是人們的經驗總結，如果同一組親友關系和生意關系長期重合，很容易“難為情（尷尬）。親友關系和生意關系的重合的最大好處，是省去了事先的關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煩。模糊化的關系使合作很容易啟動。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內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結構，很容易出現兩方面的摩擦。

　　（一）他們經常強調的“意見觀點不一致”。其實觀點不一致并不重要，人和人的合作中總是充滿不一致的，重要的是，這種模糊的關系是不分你我，內部沒有結構，沒有辦法解決這不一致。（二）沒有彼此監督的能力和制度。只要有一方稍微不自覺，或者稍微多疑一點合作馬上陷人僵局。在這個時候，作為親友的合作者又很難有動力把彼此的關系重新加以界定。最好的辦法就是客氣地分手。如果不終止，整個“系”的關系都要受到威脅。

　　促進擴散流動的這一原因，也是“浙江村”內成規模企業的姍姍來遲的原因之一。人們常常認為，中國的小企業難以迅速發展，是因為中國人只信任自己的人，而不歡迎專業的管理者。瑞丁（ Redding，1990）認為中國人不愿意用外來人，是由于中國長期沒有保護財產權利的法律制度，使得人們只用自己信得過的人，抵抗外來的對財產的掠奪。但是靠內部人的合作，為什么又不能發展出大的企業呢？從“浙江村”來看，關鍵不是信任誰不信任誰的問題而是難以把信任落實為有效率的運作方式。基于親友關系的生意關求“平等”，不允許產生明顯的管理結構。

　　在“浙江村”和“流動經營網絡”形成的中早期，資本的積累主要不用于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用于網絡的不斷擴展，通過高流通效率來彌補生產規模偏小的不足。我們可以把擴散流動看是對企業組織的一種替代。其后果是，單個的大企業為數甚少，是全社區的整體發展得到促進。

　　引自為什么擴散

　　2.國家的政策調整促進了市場的開放，使得“浙江村”能進軍正規商場，因此促進了流動網絡的形成。但網絡的形成使得人們在不與體制發生交往，甚至使一些人不與流入地社會發生多少交往的情況下，照樣能生活、能賺錢，國家的管理政策失去了有效依托。“浙江村”這就開始了它的“獨立”和“擴展”的雙軌共進的發展路子。 Massey（1987，1988）提出，當一個遷移網絡建立起來之后，它會反過來維持和促進遷移行為，使遷移行為逐漸獨立于外部的經濟社會因素，形成自主性的結構。在“浙江村”的案例里，這個“自主性”又意味著對體制的沖擊。

　　引自“不宜久留”

　　3.交往的增多并不必然導致“融合”；但是不融合也不一定對交往造成障礙。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浙江村”為什么是開放的，但是自成社區的形態又長期存在。

　　引自聯手：出租和引廠進店之爭

　　4.一個當地干部曾對我說：“溫州的改革是走在全國、走在中央前面的。但中央的改革政策使溫州自己的改革變得合法了，理直氣壯了。”

　　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傳統的恢復”來概括“浙江村人”的“史前史”的經歷和“哥倫布”的故事。從現象上看，溫州在歷史上有流動的傳統，但過去主要是去上海跑單幫、跑碼頭；而姚信安、劉澤波所跑的這些地方完全是靠他們闖出來的新路。他們是在利用傳統關系作為“底子”，但并不是在因循某一個傳統。與其說是“恢復”，毋寧說是“創造”。

　　正因為這個道理，“文革”成為溫州人流動經歷中的一個分水嶺。“文革”的混亂使他們能比過去更好地“逃避”、擺脫國家的全面管制。居于國家之外而編織自己的網絡，成為“浙江村”發展的基礎。

　　改革，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少數精英分子在前面開路，后面大眾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體制改革開始之前，我們看到在基層社會經積蓄了很大的改革勢能。正式體制上的調整又激發出新的變革要求。

　　引自擺地攤—游擊戰

　　5.序一讓他們看到飽滿的自己

　　1.如果我們把理論理解為勸說讀者的工具，細節對我來說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理論。我希望通過充分的細節來說服讀者：自下而上的社會變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會自主性是應該被允許甚至得到鼓勵的。

　　細節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理論，但是各個細節都是有“道理”的，即細節展示人們怎么行動、什么行動導致什么結果的邏輯。

　　2.重讀歷史細節讓我意識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減弱，不能理解為劣紳對良紳的取代，更不是現代對傳統的更替，而是因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壞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壞，體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強的社會吸納能力。

　　3.旨在講道理的細節使他們看到自己行動的意義。他們看到自己不僅僅是生意人、是被驅逐者，而且是和主流社會的對話者。

　　4.底層書寫可能符合知識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眾自己想看的。要讓群眾看到飽滿的自己，我們需要直面他們的經驗和憂慮，需要解釋這些經驗和憂慮從哪里來，需要亮出他們的堅韌、頑強、智慧和希望。

　　5.這里記載的諸多細節，顯示了當時社會發展的多種可能。那么，為什么一種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還存在多種可能？我當初為什么會形成那種期望，今天又應該如何理解這個期望的落空？

　　6.索引是邀請讀者進入文本，或者在讀完之后從另一個角度體會細節的一扇后門。讀“目錄”像在遠處看房子，你看見房子有幾層、占地多大、大概是怎么搭建的。索引則通過關鍵詞，展示了書里涵蓋的具體話題，比如社會網絡、地方政府行為等。這些主題往往是散布在各章節中的，同時，同一段落中又可能包含不同的主題。索引把鑲嵌在民族志細節中的多個主題勾勒出來。索引也是把一座房子和其他房子聯結在一起的過道。索引選的關鍵詞，是我認為知識界及公眾關注的話題，比如鄉鎮企業、國有企業改革、土地關系等等。書里不一定對它們展開專題分析，但是提供了獨特的素材。索引可以幫助關注這些話題的讀者查找相關的細節，看到本書和其他文獻的聯系。如果說目錄展示了一株樹如何自成一體，索引則讓我們從一棵樹里看到一片林。

　　序二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

　　1.中國大陸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變化讓人有難以名狀的感覺。我們一方面覺得這些變化是正常的、合乎邏輯的（比如市場原則越來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來想不到的種種怪象（比如醫療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貴更難）。所謂怪象，不僅是因為這些現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們難以以慣有的思路對它們加以解釋。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擺著的，但我們又覺得似乎別無選擇。歷史沿著看似合理的路徑走進了錯誤的房間。現在我們似乎不知道該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難怪“糾結”成為21世紀初使用頻率最高的新詞之一。

　　2.我在1992年到1998年間花六年時間調查“浙江村”，認為它用實踐有力地駁斥了當時中國精英主義的改革思路，特別是強調自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和“中國人素質太差，改革不易”等論調。我當年的預期是，像“浙江村”這樣的“新社會空間”將逐步正規化，成為推進城市社會前進的持續動力。

　　3.我們看到的一體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會的整合，而是他們作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費者與城市市場的交易。同時，當地的區、鄉政府比以前擁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預和資源汲取的權力，“浙江村”則完全失去“倒逼”政策變革的能力。

　　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類認證、審批在程序上越來越透明，但是行政權力也越來越大、越來越繞不開。政府和國企重新成為大學畢業生的擇業首選。社會結構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潔、坐車的方便同時發生的，甚至是通過后者而得以實現并掩蓋其內在矛盾的。

　　5.老鄉帶老鄉找工作的非正規就業，和勞務派遣公司經營下的非正規就業，有質上的不同。前者意味著沒有福利保護的就業，后者則意味著對剝削的正當化、制度化。

　　6.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政府允許農民流動，但是不允許在城市定居。城鄉分割有所松動，但是流動人口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被分割，即流動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但是他們的社會權益，比如醫療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農村才能實現（當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動人口在城里只是勞動力，回家才是社會人。不提供任何社會保護的勞動力市場成為價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這個階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團造出自己的一個社區來，把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自己辦幼兒園、診所等）一體化，形成“社區—產業型”的進城模式。這是“浙江村”為什么具有特別強的社會自主性、難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7.“浙江村”的縱向式發展也體現在社會關系上。精英和精英之間的關系，遠比精英和群眾的關系重要。從平鋪到垂直，意味著原來“同去同去”社會關系的瓦解，同時資產和正式權力的重要性的上升。

　　8.體制的復雜，對體制外的“浙江村人”卻意味著諸多縫隙。

　　9.2008年國家投入四萬億后，貨幣流通性過剩而造成的各類資產（包括礦產、土地、字畫古董等；“浙江村”里也有人在近年開始收集字畫）價格在2014年之前迅速上升。“浙江村”內的投機和泡沫完全是“正規”經濟的一部分。

　　資產經營和投機刺激了金融活動。在1995年以前的“浙江村”，大家都在債務關系里面，但是其債務是表現為代銷關系的實物債務，基本上沒有獨立的金融活動。2010年以后“浙江村”內出現金融“擔保公司”。通過以自己的存款為抵押向同一銀行貸款，轉借給第三方，收取高額利息，擔保公司就成了“正規”的高利貸組織。

　　10.“浙江村”企業的擴大也有一個偶然因素。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加大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區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國有企業破產。這些國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戶出租廠房來支付職工的基本收入。由于這種出租行為有利于國企改革和社會穩定，政府沒有阻止。這樣，在土地資產化的背景下企業不僅可以獲得生產用地，而且還是以相當優惠的條件獲得這一緊缺資源。

　　11.以前工人和老板同吃同住同勞動，形成某種模擬家庭關系，老板對工人的剝削和老師對自身及家庭成員的自我剝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現在的關系是純粹的現時勞務交換，只有剝削，沒有自我剝削。

　　不受任何保護的廉價勞動力是企業利潤的關鍵來源和其正規化的重要基礎。

　　12.光環和傳統的招安、冊封等吸納手段有很大區別。招安、冊封是要以點帶面，通過冊封一個非正式頭領而歸化一批人。而光環是大人物個人和權力體系之間的接合點，不會因此帶一批人（比如大人物的“系”）進入體制。戴了黨員光環的大人物也不能制度化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從而他們和傳統中國社會的士紳也很不一樣。

　　大人物身上的從草根威望到體制光環的變化，也意味著現在人們怎么賺錢、怎么做人，和怎么獲得正式的認可，各自的原則是分離的甚至是矛盾的。勞動和財富之間的距離、威信和權力之間的距離、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和意識形態宣傳之間的距離，似乎越拉越大。一個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過上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有時候甚至必須不做好人才有體面和尊嚴。這可以理解為經濟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識領域的影響。

　　13.“浙江村”正規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類公司化了的基層政權。他們受益，靠的不是對資產的掠奪，而是靠那些創造了價值的人的社會主體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勞動和經營沉淀為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卻不能以一個主體身份要求分享這一價值。正規化既是對非正規實踐在名義上的否定，又是對它在事實上的侵占。

　　面對社會空間，政府要談判、妥協、學會共存；處理物理空間的手段則簡單明了：拆、遷、賣。

　　14.行政力量動用市場手段，不是把行政體系市場化了，也不是政府在追求最大利潤，而是要通過利益手段維持、深化現有的權力關系。

　　15.在理論上，正規化的趨勢應該引發正規化的對策，即他們應該以完整的公民或者階級的身份參與社會運動。如果20世紀80年代是靠拉關系、走后門解決問題，今天應該靠正式談判、法律合同甚至結社建黨。但是這樣的正規化策略是否現實？另一方面，“浙江村”給我最大的啟示是，社會自主性和能動性一定要靠具體的社會關系來落實，比如老鄉親戚關系，“系”與“系”之間的重疊，大院老板對普通工商戶的代表關系等等。當這樣的實實在在而非正規的社會關系瓦解后，不管我們用什么概念來給他們定位——是市民、公民、階級，或者團體——社會行動可能都沒有基礎，社會的自我保護和抵制能力就會喪失。但是，非正規社會關系是否還有自發發展的空間？我們最后可能要二者并重，兩條腿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