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王名為熊貲，和乃父一樣，也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王，為楚國的壯大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文王即位之初，由于國富民強，軍力強大，一批忠臣良將輔佐，執政壓力不大。加之中年即位，為儲多年，從事事小心的生活中方才解脫，所以并不勵精圖治，而是耽于享樂，沉浸在安逸之中。例如，他曾經攜犬帶弓遠赴云夢澤游獵，整整三月一去不返；再如，廣征丹陽美女以盈后宮，縱情于聲色之中，沉浮于脂粉之畔，不理朝政，任由國事荒廢。
于是老臣太保申和大將鬻拳進宮進諫，并以先王遺命為由要鞭笞文王以示懲戒。文王以自己出生便受賜位列諸侯，此時又貴為一國之君，不能受鞭刑之辱為由，請求太保申網開一面，換一種刑罰方式。但太保申執意不從，文王無奈，只得趴在枕席之上受刑。太保申并未真打，他手持荊條束鞭，高高揚起、輕輕落下，僅數下之后便止。
文王認為在先王英靈注視之下受此可有可無之刑，心中頓感不安，言即已蒙受鞭刑之名，不如真打一頓反倒痛快。太保申回曰對小人應令其受皮肉之苦，對君子則應讓其感到內心羞赧屈辱，否則皮肉之苦又有何用？若大王仍不得醒悟，為臣之人實在是愧對先王囑托，只得以死謝罪了，言罷自請死罪，意欲投河。文王急止猛省，遂殺狗、折弓、遣散美女，專注于修補朝政、鞏固民生以報先王之志。留下一段“受笞納諫”的佳話。
文王即位后做出了一個戰略性決策，把國都從丹陽遷到了郢。這一舉措的意義在于體現了楚國外擴思路的延續性，楚國經過武王時期的對外用兵，在江南之地已經無可匹敵，尋求逐鹿中原的途徑是其新階段的必然選擇。在戰略重心已然北傾的情況下，就需要尋找新的大本營，同時，還要保持對南方固有版圖的控制。因而遷都，則成為了適應楚國新的國情，解決楚國發展需要的重大決定。
郢城地理位置極佳，南有長江天塹為屏，西通巴蜀之地，東望吳郡、會稽，北向中原，陸路、水路四通八達，進可入主中原，退可據守一方。更兼地勢高聳，保證汲水卻無需擔憂洪澇，是發展民生、保障后方穩定的絕佳場所。楚文王遷都的決策，確保了楚國后面將近四百年的繁盛。對于郢城的確切位置，歷來眾說紛紜，一說位于湖北江陵南部，又說湖北宜城西，還有認為其實所屬兩地，但都叫郢。
本人偏向于其首都位于湖北江陵南部。不過這也是自己本人的主觀看法。
文王沿襲先王對外兼并的腳步，揮師進軍申國。申國，以周為姓，也是周天子的分封地，作為周天子在江南楚地鉗制楚國的重鎮，楚文王幾近周折，終于滅申。由于鄧國地處于楚國和申國之間，是楚文王大軍往返的必經之地，加之文王母后，也就是武王的王妃鄧曼是鄧國人，于是在文王班師路過鄧國時，鄧國國君設席款待文王。鄧國的貴族們苦勸國君借此機會除掉文王，但國君不從，認為不能行此不義之舉，由此放虎歸山。文王回國后不久，就再度出兵把鄧國滅掉了。
楚軍之所以無往不利，一方面仰仗于國力的強大和軍備的雄厚，另一方面，也有賴于治軍之嚴明。有一則故事可以體現這一點，楚國伐鄧途中，文王命令兩位王子革和靈外出偵察，二人在野外遇見一位乞討老翁，于是搶掠欺侮了他。文王得知此事，欲斬二人。
王公貴族們紛紛勸阻，認為因如此小事就處以極刑太過嚴厲。但乞討老翁在營門外大喊說楚軍因鄧國殘暴于是征討，但楚國公子肆意欺凌老弱，豈不是說明楚軍更為無道！文王感慨討伐殘暴的義軍，如果自己也殘暴無行，則算不上安民；仗著身強力壯欺侮年邁之人，將來無法教育后代；寵溺子女，因私廢公，無視法度，則不能治理國家；庇護子女傷害國政更萬萬不可。文王乃斬殺二子以正軍法。
楚國攻滅申、鄧、呂諸國，是其掃清門戶、打通稱雄中原的必為之舉。彼時，中原大地格局區趨于明朗，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經過改革，生產力大大提高，經濟軍事實力日漸雄厚。外交上與宋、陳、鄭等中等國家結盟，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勢力。楚國要想入主中原，齊國及其盟友是其無法忽視的存在。而欲與之一戰，必須盡可能地掃除一切對自身不利的因素。楚國周邊的小國，論實力雖不能對其造成威脅，但楚國還沒強大到可以在無視它們的前提下與強大對手一決高下。吞并這些小國，既可以掃除后顧之憂，又能夠壯大自身實力，還可以將這些小國具有的地理優勢據為己有，因而楚國必須攻滅它們。
楚文王將漢水以東之地盡數收歸版圖之中，又趁息、蔡兩國不睦而借機吞并，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超越了單純史實的內涵而拓展到文化層面，息夫人的凄絕命運也引發后世之人反復為之感嘆吟詠。
楚國終于可以直面中原，文王選擇了鄭國作為首個攻討對象，理由是鄭厲公復辟“緩告于楚”，以此向以齊國為首的中原各路諸侯發出宣言。楚國伐鄭，是這個南方大國第一次和中原諸侯正面交鋒，正式拉開了齊、楚爭霸中原的大幕。
魯莊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就在楚國野心勃勃，為進軍中原做著最后的準備工作時，一個不經意的機會，降臨到了文王面前。位于淮水一帶的息國和位于汝水一帶的蔡國發生了摩擦。起因源于息、蔡二位國君都娶了陳國國君的女兒為妻，蔡國國君娶的是大女兒，而息國國君即將與小女兒，也就是后來的息媯完婚。息媯出嫁時途經蔡國，蔡國國君認為息媯是自己夫人的妹妹，于是就沒有按照息國夫人的規格禮遇進行招待，并且舉止頗為輕浮，著實激怒了息國國君。
息國國君決定報復，便使人拜訪楚文王，請求楚文王出兵攻打息國，由息國向蔡國求救，這樣就可以給楚國攻滅蔡國制造口實。這正中了楚文王的下懷，于是很快答應了息國的請求。
楚國隨即進兵，在這一年的九月份大敗蔡國軍隊于莘地，并且俘虜了蔡國國君獻舞。對于楚文王而言，這次戰役的意義不僅在于挫敗了蔡國，更是釋放了一個政治信號，就是楚國有決心，也有能力進軍中原。在孔子編選的《春秋》更是把這件事作為楚國走向強國的分水嶺，并從這一年開始，正式將楚國列入記載對象，其原文曰：“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國。”
蔡國國君慘遭被俘之辱，更得知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息國國君，而起因在于息媯夫人，內心自是痛恨不已，處心積慮想要報復。恰好蔡國國君知道楚文王喜好女色，于是就借機向楚文王夸耀息媯夫人的絕世美貌，竟然使得楚文王在尚未與之謀面的情況下就心旌搖曳，向往不已。
蔡國國君見文王心動，便進一步慫恿挑唆，令楚王決意采取行動。楚王便以巡游狩獵為借口，帶著大軍“不經意”間路過了息國。息國國君不明所以，還十分高興，設宴款待，席間令息夫人出來相見。楚王得見息媯真顏，方知蔡侯所言不虛，次日，以答謝為名，將息國國君騙出宮來，設伏擊殺了他，遂侵入宮中，將息夫人強虜回國。
息媯自有傾國之貌，猶若桃花盛開，令楚文王心醉神迷，將其封為“桃花夫人”。息媯在文王宮中，一住三年，為文王誕下兩個兒子，一曰熊囏，一曰熊惲，熊惲就是后來的楚成王。
雖然多子多福，但息夫人并沒有感到快樂，因為她始終忘不了她作為息國夫人的原有身份以及國破家亡的痛苦經歷。整整三年，息夫人沒有和楚文王說過一句話。楚文王問她何故如此，她回答道自己一個婦人家，生不能侍一夫，死不能殉一主，為人至此，還有什么可說的呢。楚文王對其內心怨懟心知肚明，于是拿蔡國為其平復心情，魯莊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楚國出兵，將蔡國徹底變成了自己的附庸。
“桃花夫人”的故事，源遠流長，人們在為其凄絕動人而感喟時，也對息夫人的命運有著不同的思考和見解。唐人王維在其詩歌《息夫人》中寫道：“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在王維眼中，楚王因貪戀美色而行不義之舉，通過殘暴的方式毀人家庭，甚至認為以今日榮華富貴的恩寵可以讓息夫人忘卻過去，無疑是無德無行而又愚蠢可笑的。而息媯夫人雖身處楚宮，卻時時心念舊人，雖然身不由己，但卻在絕望與哀痛之中堅守內心的忠貞，實在是有貞有烈的典范了。事實上，息夫人在楚國滅蔡，為息國國君報仇之后，便以自盡的方式，追隨夫君而去。
然而另一位唐代詩人杜牧對此有著不同見解，他說：“細腰宮里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杜牧暗諷息夫人紅顏禍水，惹得國破家亡，自己卻沒有立刻自盡以謝，反而選擇偷生，實乃可悲可恨。
然而，無論是王維還是杜牧，似乎都忽略了楚國滅息、蔡二國的根本原因。楚文王志在中原，而息、蔡二國又是楚國走向中原必須邁過的門檻，兩國所在的汝水、淮水領域乃是楚國揮師北上和東進的咽喉之地，必須搶占先機。楚國滅息、蔡之后，以兩地為重鎮，特別委派官員進行鎮守管理，并將其地位拔高到中央直屬轄區，足見兩地的戰略地位。
因而不論以何種借口，息、蔡二國必是楚國的囊中之物，這一命運不會改變。而“桃花夫人”不過是楚文王戰略決策下的額外收獲罷了，她的存在，只能是被強行拉上前臺的小小注腳，而不會成為決定歷史大勢的原因，這可以算是息夫人的又一種悲劇吧。
楚文王生命中最后一次征戰并沒有以完美告終。介早在武王時期，楚國就已經征服了權國，并派人管理，無奈權人叛變，事件平息后，武王將之遷移，另派大夫閻敖治理。后來，楚國與巴國聯合攻打申國時，閻敖與巴國將領不睦，巴國軍隊隨之進攻閻敖治下權人的居住地，閻敖敗逃，被文王處死，他的族人于是聯合巴國共同對抗楚國，甚至打到國都周邊。
魯莊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國出兵平息事態，反遭大敗，文王倉皇逃回。但是城中守將鬻拳認為國君慘敗逃回實在有辱國威，拒絕開門放行，楚王只好揮師攻打黃國，得勝班師。在歸國途中，楚文王染病，不治身亡。遺體回國之后，鬻拳將其安葬于王陵，然后自盡而亡，追隨文王而去，不負自己一生忠臣之名。
楚文王在位十四年，基本實現了武王“欲觀中國之政”的志向。他攻滅了息、蔡、申、鄧諸國，打通了楚國通向中原的康莊大道。其遷都決策，為楚國數百年的國富民安提供了有力前提，并使楚國在未來的爭霸中占據了先機，體現出了一個偉大國君的遠見卓識。清人顧櫟高說：“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羅、鄀，以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準確概括了楚國在文王治下的發展軌跡，也是楚文王一生勵精圖治、奮斗不息留下的功績和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