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幾走了。

　　帶著她那患有嚴重精神病的父親，半箱書，幾件冬衣，還有我的郵政存折，在臘月十一那天深夜，從工地的臨時工棚宿舍悄悄搬走的。像逃跑一樣。我沒有去找過她，也沒有通知銀行鎖定帳戶。如果她錢不夠用，只要一個電話來，我還會往那本存折里轉賬。我沒有錢，也會為她借。

　　不過這只是在她剛離開時我所持有的固執想法。我以為她早晚會回到我身邊。

　　正月初三的清晨，有個BJ區號的陌生號碼來電，響了幾聲后就掛斷了。我心里莫名預感會是阿幾，于是嘗試回撥過去。對方卻久久無人接聽。第三次再打時，有個北方口音的老大爺接了，他說是路人，那是公用電話......

　　“打工之所以為打工，就是要打的，給人打的，農民工無論在哪個年代都逃不過被屈打、弱勢群體的命喲！”我總是無意中就會想起阿幾說的這句老話。

　　想起她那時穿梭在男人如堆的工地上，說這話時故意裝出的文縐縐的小大人模樣，像她真讀過很多書似的，要顯出比我們這群哥哥叔叔爺爺的男人們懂很多的樣兒來。

　　對她的這種想念，單純而美好，沉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我寧可不要去想她。這種糾結幾乎占據了我整個短暫又漫長的春節假期。

　　工地初六開工。

　　年前壓有三個月的工資還沒有結算完。工頭在放假前特別出通知，年后按時出工的人就會馬上補發，否則繼續往后推一個月。

　　春運返程高峰，依舊一票難求。為了能按時趕去結算工錢，給新年開個好彩頭，我和一幫老鄉決定大年初四就出發。可惜搶到的也只是夜行加班車，且為無座的站票。寒冷的季節，我們提前五六個小時到達火車站，左等右等，大包小包，蜂擁著擠上綠皮火車，搖搖晃晃，苦站了二十多個小時，終于在第三日凌晨到達。

　　疲憊至極地走在站臺上時，晃眼看到一趟標識北上去京的列車。

　　我的心突然一顫，莫名地，又想起那通陌生電話，想起我的阿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