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世家》·楚康王·楚人的尚武精神
康王元年，皋舟之戰，楚師不利。三年，湛阪之戰，敗績。五年，康王說：“國人謂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谷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這里的不谷相當于后世國君自謂的“寡人”，普通人所謂“鄙人”，一種表達上的謙辭。
楚康王即位后，對外有過幾次征伐，都沒有勝績。勝敗且不論，單從康王的表態上可以見得楚人具有的尚武精神。康王覺得自己沒有對外征伐，就是失職，對不起先人，死后無面目見列祖列宗。要知道楚國歷代國君幾乎都是戎馬生涯，親自帶兵作戰，病死征途，戰死沙場的也有。
楚國自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幾代人備嘗艱苦險阻，從最初的蕞爾小國，至于拓地千里，稱霸南疆，離不開楚人骨子里的不屈抗爭。“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流傳至今的“格老子不服周”，不服就來打。歷代楚君無一不把“意欲以觀中國之政”當作畢生的努力目標，終于在楚莊王時完成夙愿，爭鋒天下，問鼎中原，寫下楚國最燦爛的篇章。
從僻處南疆的蕞爾小國到問鼎中原的強盛大國，是代代楚人“尚武精神”的體現，所以楚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軍國擴張史，打打打，擴張擴張擴張……“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這在講究禮樂治國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也因此中原列國視楚為“異類”，不與交通，常常以蠻夷對待。莊王以后，楚國已經漸漸的諸夏化，差不多融入進中原的文化圈，蠻夷的色彩漸漸被稀釋。
屈原在《國殤》中寫道：“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寧死不屈，戰敗自殺，似乎在楚國成為一種風尚，楚莊王就因為對外征伐失敗回國，守城的官吏拒絕放楚王進城，不得已莊王揮兵繼續征伐，取得戰績，不幸返途中病死。這也看出戰場失敗是不被允許的，不管國君還是平民，要么勝要么死。再往前，楚成王時期的成得臣也是如此，城濮之戰兵敗，無臉見申息父老，楚共王更是慚愧霸業在自己手里丟掉，自貶謚號。子反貪酒戰敗，誤了國家大事，不堪羞辱自殺。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羅國，敗績，屈瑕自縊。
楚國的統帥如有覆軍之敗，往往會自盡以謝國人和君王，很少有人諉過和偷生的。康王時，令尹子囊為吳師所敗，整軍而還，在途中伏劍而死，臨終之際，不忘國事，囑咐司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垣。誠如屈原所言：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不為人杰，便為鬼雄，是楚人尚武精神的象征。在湖北江陵的楚墓中，成年男性墓中幾乎都有一件銅劍隨葬。大量的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先秦荊楚地區，楚人是一個剽悍驍勇、尚武樂戰的民族。
唐魏征《隋書?地理志》談及荊州，說：“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云，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賽龍舟其初衷大約也是借助這種群體活動，一來舒展四肢、強健體魄、以避病害，二來也有強化群體協作、增強群體凝聚力之意。因此，賽龍舟成為湖北人過端午節的一種競技活動。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在過端午節的時候，小男孩要玩一種“菖蒲打”的游戲。在日語里面，“菖蒲”與“尚武”是諧音，端午節也就漸漸成為一個尚武的節日，備受武士階層的推崇。
強烈的尚武精神深深根植于荊楚文化的土壤之中，磨礪了楚人勇猛剛烈的個性和倔強率直的氣質。《荀子?議兵》謂：楚人“輕利傈速，卒如飄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楚人“其俗剽輕，易發怒”，還云：“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中國人熟知的典故，反映楚人尚武的文化性格。“楚地遼闊，民情獷悍，易動難安”，“其人率多勁悍決烈”
此類記載在各種野史筆記中屢見不鮮。
萬歷朝之湖北籍進士李若愚在《請旌楚二社稷臣疏》中自言：“臣，楚人也。楚世傳三閭大夫忠義，寧玉碎，毋瓦全；寧烈死，毋佞生。其俗然矣。”自豪之情表露無余。古人云：“人多勇悍決烈，猶有楚之遺風”，的確如此。
楚人的尚武精神推動了歷史的進步。近代以來，在內憂外患的艱難生存環境下，在救亡圖存的民族危機意識的激發下，荊楚地區居民尚武勇敢，堅韌悍勇的性格特征表現得尤為明顯。張之洞籌辦的湖北武備學堂曾經盛極一時，據不完全統計，清末十幾年間，湖北共培養5千余名新式軍事人才。20世紀初，民族意識覺醒的湖北青年學生們提出“學戰”口號，充當革新之健將。辛亥革命中，參加武裝斗爭的新軍多由學生組成，當時革命之聲，甚囂塵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筆從軍，體現了湖北新式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可以說，辛亥革命發生在湖北，決不是偶然的，當然，其原因是復雜的，不過，與湖北人尚武的民風民俗長期熏陶密切相關。
尚武習俗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從炎黃到春秋，從秦漢至盛唐，中華文化在主流上一直是剛健的、活潑的、向上的，有著深厚的尚武傳統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底蘊。中華民族尚武之風的衰落，主要肇始于宋代。到了明朝萬歷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在信中卻這樣寫道：“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斗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斗時揪頭發。”清初思想家顏元說：“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深切地述說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并認為中國人變文弱的病根就是“千余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梁啟超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于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他有感于中國的積貧積弱，而慷慨陳詞：“中國最需要采補的西方精華乃是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