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文帝的盛世
公元470年,大業文帝建威三年。
伴隨著大業帝國北方安定,皇帝吳歡開始了他的文治。
鑒于北方戰爭導致人口減少,田地荒蕪,他特地派遣了十二位官員為天子使者,親自走訪北方各州。
并且同一時間通過業朝戶籍,調遣黃河以南地區的人口北上,填補缺口。
這一過程持續了三年,黃河以南接近三十萬戶人遷入邊境地區,安居樂業,大大的恢復了業朝北方的情況。
文帝之治,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宗教。
這是一個比較敏感并且麻煩的問題。
在南方,其實是以五斗米教以及道教等雜七雜八的宗教為主,而北方,則是以佛教為主。
當年業太祖吳承宗稱帝,定下的國策是以法儒為主流,其他的只要不是參與政治上的競爭,朝廷都可以不計較。
可就算是這樣,也不能阻擋北方強悍的其他宗教發展,尤其是關中地區,崇尚佛教的貴族數不勝數。
在亂世,為了削弱這些宗教的影響,吳承宗選擇了殺人來解決問題。短時間內極其高效,可謂是殺得關中地區人頭滾滾。
所以宗教問題就淡了很多,直到文帝時期,吳歡發現其他宗教再次抬頭,所以打算整治一下。
他沒有自己爺爺那么極端,他的處理方式很簡單,就是把其他宗教規模化,官方化。
任何宗教要發展,都要向皇帝報備,并且有嚴格的人數限制。
目前中央王朝實力強大,自然很好的控制這些宗教,讓他們不影響大業的主流信仰。
第二,吏治。
其實貪污腐敗問題歷朝歷代都有,但吳歡不能容忍這些人拿百姓的錢,搞臭自己的名聲,所以幾乎是進行大刀闊斧的嚴懲貪污。
只要是貪污價值超過(折合)一千斤谷物糧食的,斬首,抄家。
因為貪污導致百姓死傷的,全家男丁發配邊疆,女眷充妓。
官官相護,勾結的,構成團體犯罪,主犯斬首,從犯流放三千里。
為了震懾這些人,吳歡甚至讓各地的軍政大將允許接受各方百姓的告狀,一旦情況屬實,可以立馬囚禁涉嫌貪污的官員。
然后上報洛陽,等待皇帝派人查實,如果出現武將勾結官員貪污的,一起砍了。
運河案就是一個例子,但其實運河案并不算是貪污大案,他是一個典型的公器私用,武官文臣相互勾結,用國家機器謀取私利的案件。
但并不妨礙皇帝殺人。
并且吳歡還很聰明,知道怎么內部分化敵人,下令表示,如果舉報同僚貪污的,可以獲得他貪污數額的一半。并且自己有貪污是情況下舉報別人貪污,只要舉報出來的金額比自己多點,也能功過相抵。
直接給官場這幫人整麻了。
以至于文帝一朝,中后期的貪污極少。
當然了,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現階段的政治是以這幫貴族老爺為主,什么武將啊,外戚啊,士族啊,這幫人家里都是有錢的,撈錢的方法多如牛毛,何必去吃力不討好呢?
第三,選官。
魏晉十六國以來,天下熙熙攘攘,外族,世家粉墨登場。
門閥政治搞得華夏大地烏煙瘴氣,就算是大業帝國的建立,背后也有世家大族的支持。
業武帝,業宣帝,業文帝前期,三代帝王耗費四十五年(425-470),通過各種辦法,包括但不限于戰爭,移民,大案,給這些土霸王世家整麻了。
可就算是這樣,士族依然強大,能和武勛,外戚抗衡。
甚至于和皇家結合,誕生了一大堆如同關中周家一樣的外戚世家結合體。
這種情況下的大業朝堂,皇帝每天早上起來一看,天都塌了。
全部都是老面孔,老實人,甚至于一棍子下去砸死十個人,有一半是沾親帶故的。
皇帝想看新面孔,想拉攏新興的地主階級。于是下令,全國各地郡縣,每年都要舉薦有才能的人來洛陽,皇帝要親自統一面試。
這件事情發生在大業建威五年,既公元472年四月份,皇帝下令,九月份,諸多有學之士抵達洛陽。
清點人數,足足有一千四百多人!
文帝很興奮,于是接見了這些人,說了一些自己的意圖政策,希望天下學長可以為國效力之類的。
緊接著讓每位學長寫一篇文章,內容不限。
所有人都知道,證明自己的機會來了!
于是在十月份,皇帝召集兩位丞相以及兩省的官員,包括自己文學院的幾位老博士(知識淵博的學者),一起觀賞這些文章。
那些溜須拍馬的,遣返。
寫當下局勢的,不管好與壞,都可以留用。
寫底下百姓詳細情況的,留用。
抨擊朝堂以及地方士族的,留用。
其中列出來十位最讓皇帝以及其他官員滿意的學子。
程大琦(451-522),青州(今山東地區)人。
楊懷(449-511),揚州人。
司馬顯慶(453-499),京畿人,其祖上為晉朝皇室。
吳買(455-491),揚州南部(今福建地區)人,祖上論多幾輩,和皇家吳家還是親戚,但目前也只是個平頭百姓,就是家里比較富裕,可以讀書寫字。
劉定邦(438-491),漢中人。
譚元(420-482),荊州長沙人。
蔣乾(447-530),廣州番禺人。
辛憂民(453-510),并州太原人,其父為平陽郡守,隸屬于魏國公甘贏麾下。
方包(437-499),涼州(今甘肅)人。
爾朱紹(432-505),平城(今大同)人,公元449年,成為北魏強征的壯丁,戰時帶著自己的二十多個兄弟棄暗投明,投奔業軍,被贈予金銀財寶,通過這些錢,開始文武兼修。
這些人是皇帝最看好的,直接被皇帝納入自己的文學院南漳閣內,授予五百石的官職。
除此之外,還挑選了有能之士,三百七十五人,下方地方學習。
而由于這一過程花費幾大,吳歡在位期間,基本上五年左右才召開一次,而且范圍持續擴大,只要是有真材實料,哪怕是沒有官員介紹,也可以來都城洛陽,進行面試!
公元472年,朝廷求賢大會來了一千四百多人,留下了三百八十五人。
公元477年,參加人數達兩千一百人,留下了二百三十三人。
公元483年,參加人數兩千三百人,留下三百五十人。
公元488年,參加人數兩千兩百人,留下三百一十四人。
公元491年,業文帝吳歡駕崩。
求賢大會,也被人稱之為科舉1.0版本。
但可惜的是,并沒有很好的延續下來,文帝之后,他的兩個兒子并沒有繼續進行求賢大會,而自己的孫子又是個跟外戚,世家妥協的玩意,就基本上到了業朝末年,才再次開啟這樣的求賢大會了。
第四,經濟上的田地與稅收。
吳歡時期,曾經帶著護衛微服出巡過三次,每次幾乎是深入到了農田了,他很清楚的知道,底下百姓的艱難和困苦,一旦遇見天災,基本上要賣房賣地。
業初時期,吳承宗以人口分配土地,到了這個時候,早已經被那些貴族老爺們土地兼并了很多。
吳歡深感,再這樣下去,不出五十年,大業百姓將無地可種。
不可否認,吳歡心系百姓,但本質上還是因為他要維護統治,一旦讓這些貴族老爺們把地都搶了,自己去哪里搞錢?
于是回到洛陽,下令所有的文武官員,按照品級,嚴格限制家族內部的田地擁有數量。
一旦超過,就罷官。
而那些原本就超過的田地,朝廷愿意以正常的市場價購買,不讓他們吃虧。
獲得大片土地后,文帝把這些地全部都分發百姓。
根據業朝官方統計,這一過程中至少有二十八萬多戶人分到了土地。
除此之外,只要是朝廷還有錢的,文帝基本上都會下令,減免天下稅收。
官方記載,文帝中后期的二十二年里,有五年減稅,免稅有三年。
而他去哪搞錢?
因為運河案,金額巨大,涉案人員極多,所以文帝很清楚這一幫商人和世家有錢,于是提高他們的稅收,并且時不時派遣自己的使者去那些世家大族里面逛逛。
那可是天子使者,世家大族們自然是要巴結,巴結的話,那個錢怎么能少給呢?
當然了,這種事看情況來的,如果是東晉時代皇權衰弱,可能這些人不會把使者放在眼里。
可是現階段的文帝,手里緊緊抓著幾十萬大軍和天下勢力,你敢不給錢不給面子?
大業從文帝開始慢慢衰弱,可不是說他在位時期不行,而是他死后繼承人問題。
至少文帝還活著的時候,那些勢力都要俯首稱臣,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間。
但是吧,你老是過來搞這些大族,時間久了肯定會敢怒不敢言,這也是為什么文帝駕崩后,一開始文武百官不想給他那么好的謚號。
如果不是遼王警告朝堂,搞不好吳歡都要換個謚號。
第五,軍事軍隊問題。
這是個大問題,后面我會用一個章節講清楚事情始末,現在就簡單說說。
業文帝干爆草原后,基本上沒有什么壓力了,但是軍費開支卻極大恐怖。
445年,宣帝吳立炎堯圣元年,業朝精銳北騎軍有七萬,征伐營十六萬,合計二十三萬精銳。
這些人的開支可是比尋常的士兵多一倍!
相當于是二十三萬人的軍費比養四十六萬宿衛軍還要多!
能打是能打,但中后期文帝二十二年沒地方干啊。
你皇帝想減免賦稅,那么肯定要從其他地方補上財政。
當然了,皇帝是很清楚,富國強軍是不能否定的,所以基本上也是咬牙的堅持供養這些人,但他選擇了先裁剪這些人。
文帝吳歡的啟文元年,459年,大業征伐營有十二萬人,北騎軍五萬五千。
打完北方后,公元469年,征伐營還有九萬七千人,北騎軍三萬八千人。
大業平治三年(公元478年),文帝吳歡裁剪軍隊,北騎軍保留三萬人,征伐營保留五萬五千人。
大業平治八年,公元483年,征伐營將領,征伐將軍梁坦子意圖謀反,被舉報,文帝斬殺梁坦子,將梁家全部涉案人員斬首!燕國公一脈在中央的政治上遭到削弱,廣州交州地區的梁家眾人也是被削權。
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皇帝吳歡的神經,于是徹底剝奪了兩個軍營的特殊地位,待遇降級。
除此之外,他開始讓自己的兒子們擔任邊軍將軍,鎮守北方,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四子,遼王吳秀。
而吳秀,也是未來的大業明皇帝!
(注:業朝文帝四個年號如下:
啟文九年(459-467)
建威八年(468-475)
平治十一年(476-486)
太淵五年(487-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