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昏昏沉沉地從地板上爬起來，又是一夜宿醉。地板上擺滿了酒瓶，伏特加，紅牌的。墻上掛著我年輕時的畫像，這是她留給我的最后的禮物。

　　記得那是1965年，我才20歲，她也不過18歲，我們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校園里初次相。當時我漫步在校園里，思考著自己的論文怎么寫。我在學校里的雜貨鋪買了一瓶檸檬汽水，坐在長椅上，凝望著遠方。

　　喝完汽水后我決定回實驗室，就在我準備起身時，一個甜美的女聲從身后傳來：“先生，請保持剛才的姿勢不動好嗎？”

　　我被嚇了一跳。身后不知道什么時候出現了一個小姑娘，好看倒是真好看，但這么一下換誰都受不了。

　　“我是美術專業的，看先生您的背影很好看就情不自禁地畫起來了，請原諒......”那女孩的臉唰地一下紅了。

　　”別這么說，我也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教授，如果你想畫就繼續畫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那女孩瞬間笑了，那笑容直至今天我都無法忘記，她太美了，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蘇聯女人都要美。我又坐回了椅子上，跟那位女孩閑聊。

　　她叫路易絲·萊爾·安德羅波娃，白俄羅斯人，父母都是衛國戰爭的老兵，現在父母在斯大林汽車廠工作。

　　那女孩畫完后我起身離開，那女孩突然對我說：“先生，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名字呢。”

　　“我啊，嗯，就叫我米哈依爾吧，米哈依爾·柯西金·彼得什科夫。還有，別叫我先生。”

　　這就是我們的初次相遇。

　　然后我們談戀愛了，那段時光真的很幸福，我們一起去了列寧格勒，去了伏爾加格勒①，我們甚至去了海參崴。到了1970年，我們結婚了，還有了自己的孩子；這一年還有另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我加入克格勃了。一年之后，我們有了兩個孩子。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個時代，蘇聯人民昂首挺胸，我們不懼怕任何人②。

　　1979年到了，那年的12月4日，我被強制征兵了，我被要求開始為期20天的坦克訓練。12月24日，蘇聯出兵阿富汗。我駕駛著T-80坦克，經過一個又一個村子，看見流離失所的人民，我第一次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動搖。我們到阿富汗是為了消滅帝國主義的威脅，實際上，我們才是帝國主義。我在阿富汗服役了10年，直到1989年2月15日，我才回到莫斯科。此時我已經44歲了，孩子都已經上中學了，路易絲還是那么美，一切好像都變了，又好像什么都沒有變。

　　我回來的那天，妻子做了一頓很豐盛的菜，平時不怎么喝酒的我甚至也端起酒杯，說：“致未來。”

　　兩年之后，蘇聯解體，路易絲也生了一場大病，醫生說，她的日子不多了。我把莫斯科的房子賣掉，用賣房子的錢和掙的軍餉③在那不勒斯④置辦了一套海景房。地中海的風撩動她的頭發，仿佛要將她的靈魂帶往天國。時間仿佛又回到了60年代，回到了那個我們相遇的午后。

　　不久，路易絲去世了，我的生活開始變得單調起來，每天不過是起床、吃飯、寫作、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漸漸染上了酗酒的惡習，此時的我，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在阿富汗開坦克的蘇聯上將了，我現在只是一個愛喝酒的俄羅斯老頭而已。

　　2021年5月16日，我拿出了陪伴我度過整個戰爭的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扣動了扳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