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官、夜游青年和年輕車夫對待姚納的態度集中體現的是小人物之間的心靈隔膜問題。他們雖然和姚納處于同一社會階層—小人物，但是他們對姚納的心靈之門卻是關閉的。正是這些和姚納地位相同，身份相似的小人物在不經意間發出的對他人存在和需求的漠視信號，而釀成了同類的大苦惱、大悲傷。
造成姚納苦惱的軍官、夜游青年和年輕車夫這類小人物，是契訶夫筆下的匆忙過客和趕路的人，其特殊意義在于借“沒有人理會別人的苦”來揭示人心的隔膜和現實的冷漠。小人物拒絕姚納訴說苦惱的經歷，意味深長，令人深思：人們都在忙碌著，“有誰可曾真正關心那些渴望關心的人，有時這種渴求的標準很低很低，只是給他一對耳朵，聽他傾訴；給他一種目光，寄寓關切、同情和理解”“人們似乎都太忙碌了，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有誰真正關心別人過得怎樣，心情如何？”“即使朋友相見，也只是寒暄客套了事。在這種氛圍背景下，自己的大苦惱，對他人來說也不值得一提?！毙呐c心之間的隔膜造成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不能相互溝通，自己之于別人，別人之于自己，都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自我的異化以人性本身的異化為表征。在表現人類自我內部異化的時候，盧梭將文明人與自然人進行對比，認為當代社會中所謂的文明人是異化后的自然人。文明人與自然人不同，自然人貼近著自然本真的狀態，享受著內在本性的自由。而文明人則更多地被社會各種規則所束縛，生活在他人的意見之中，被他人的看法所奴役，從而喪失了自己內在的獨立性，習慣性地依附在他人對于自我的看法之中。這種文明人不是自足的個體，而是一個外展的自我，他們生存于自身之外，很少關注自我內部的感受，是一種外傾的個體，是一種喪失了主體獨立性人格的所在。 主人公姚納·波塔波夫正是這樣一個背離自己自然本性狀態、不斷自我異化的一個“文明人”的代表。他受限于人類社會中的種種規則制度，不能將自身于束縛與奴役中抽離開來，而只能是無怨無悔地甘心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奴役，喪失了屬于自己的獨立人格，并渴望通過他人的意見尋求自我的精神解脫。小說的開頭一句“我的煩惱向誰去訴說”，表明了作為一個社會文明人，姚納·波塔波夫缺乏自己的獨立人格，在發生了自己兒子不幸死亡的事情之后，他苦于喪子之痛無法緩解，渴求著通過向別人訴說這一苦難的事實，讓別人感受自己的傷痛，希冀別人能給自己以生存的安慰。這種對他人情感上的依附狀態，正是盧梭日中的“人自我的異化”。處在社會生活中的人無法擺脫他人的意見，渴望得到他人的注意與情感交流，并認為在與他人的傾聽與交流中自我的意義才得到了證實，而這種情感上的依附也使得如姚納·波塔波夫的一類人在發生了情感上的傷痛時不能正視自己的生存困境，不能反思造成災難與不幸的緣由，不能在自我內部感覺的關照中得到精神的拯救，而是固步自封，企圖通過對苦惱的講述來獲得他者的精神慰藉。這種行為本身是一種人的存在與其本性的疏離，但作為排解痛感的手段本身也無可厚非，只是在當時當地的社會背景下，聽眾的缺乏使得難以訴說的苦悶愈盛，姚納·波塔波夫也在這種無法排解的情感壓抑中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激情，以至于“現在對他都一個樣兒，只要有主兒就行……”老姚納渴望從他人那里尋求有效的意見和些許的安慰，但是注定只能不斷在困境中掙扎，難以超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