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雪落進咖啡杯時，我正對著申請西班牙大學的表格發呆。徐子敬坐在對面，手指在筆記本上敲得噠噠響，屏幕上是他剛畫的古箏譜架設計圖——第三版了，他總說“要剛好卡住你的琴弦角度”。

　　“真要走？”他突然抬頭，睫毛上還沾著窗外飄進來的雪粒，像那年在武漢江灘，他替我擋雪時的模樣。

　　我攪了攪杯里的肉桂，香氣漫開時，聲音輕得像嘆息：“嗯，去學金融，順便……離你遠點。”

　　他的筆頓在紙上，洇出個小墨點。“是因為秀蕓？”他問，語氣里的慌藏不住。前幾天在畫廊，我撞見他給秀蕓遞畫具，指尖擦過她的手背，像彈錯的音符，刺耳得很。

　　“不全是。”我合上表格，“我們都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是嗎？”其實心里清楚，是想用距離證明：他若真在乎，會追過來的。這是年輕時最傻的游戲——用分手當籌碼，賭對方的在意。

　　他沒再留，只是把那張設計稿推給我：“帶著吧，說不定用得上。”紙上的線條歪歪扭扭，像他沒說出口的挽留。

　　后來在德國重逢，是在柏林設計周。他舉著那串高鐵票根裝置，說“每張背面都記著時差”，眼里的光比展廳的燈還亮。可當我提起西班牙的學業，他突然沉默了：“我要去法國總部了。”

　　原來成年人的分手，從不用“再見”二字，只用“各自前程”輕輕帶過。那天的雨下得很大，他把傘塞給我，說“你總忘帶傘”，轉身走進雨里的背影，像幅沒畫完的素描，留白處全是遺憾。

　　再后來明白，有些分手不是不愛，是愛到盡頭的清醒。就像徐子敬后來找我復合，我望著他西裝口袋里露出的秀蕓設計的銀杏胸針，突然懂了：我們背后的世界早就不一樣了——他習慣了法國的嚴謹，我迷上了西班牙的熱烈；他記得我不吃香菜，卻忘了我更怕猜忌；我念著他修自行車的溫柔，卻忍不了他和別人的曖昧。

　　就像那天在“人文茶座”群里被踢，泰雷一邊幫我擦被咖啡濺到的袖口，一邊笑：“跟三觀不合的人吵，不如回家彈《漁舟唱晚》。”他從不會問“你為什么要管閑事”，只會說“你的原則，我懂”。

　　這大概就是放下的模樣：不是聽到他的消息心如止水，是偶然在財經新聞上看到他的公司上市，會笑著跟泰雷說“你看，他真的做到了”；不是刪掉所有聯系方式，是手機里還存著他的號碼，卻再也沒想過撥通；是終于承認，我們曾是彼此的光，卻終究照不亮同一條路。

　　古箏班的孩子們在彈《茉莉花》時，我總會想起柏林的雪。那時總以為分手是世界末日，現在才懂，它只是給了彼此機會，去遇見真正同頻的人——泰雷會在我罵群里的負能量時，默默遞杯熱豆漿；會在我抱怨徐子敬當年的曖昧時，說“過去的錯，都是為了現在的對”；會在我彈錯顫音時，笑著說“像極了我們第一次約會時，你踩錯我鞋跟的樣子”。

　　上個月整理舊物，翻出徐子敬送的設計稿，背面有行小字：“2019.3.15，如玉說要去西班牙，風很大，她的圍巾吹歪了。”我把它夾進泰雷送我的德語詞典里，旁邊是他寫的“Liebe ist Zusammenwachsen”（愛是共同成長）。

　　陽光透過古箏班的窗，落在攤開的書頁上，兩個筆跡隔著時空相望，像場溫柔的和解。

　　原來最好的結局，從不是非黑即白的擁有或失去。是你成了我記憶里的星，我成了你故事里的風，彼此照亮過，然后各自前行，在不同的天空里，都活得明亮。

　　就像此刻，泰雷拎著桂花糕走進來，笑著說“張阿姨多放了蜜”，我接過時，指尖的溫度剛好，像所有錯過的、得到的，終究都成了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