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異人出質趙國時才十七歲，逃回秦國是已經三十一歲了，在趙國呆了十五年。那時什么日子啊，簡直度日如年，直到遇到呂不韋，得到了趙姬，他的黯淡生活才有了快樂和色彩。但是暗淡的生活也練就了一副隱忍的性格。

　　呂不韋護送異人會咸陽時，提前為他給華陽夫人極其姐姐和陽泉君置辦了貴重禮物，上次是珍珠和玉壁，這次是珊瑚和瑪瑙。三個人無不興高采烈，特別是華陽夫人，極其感動，覺得這個異人漂泊在異國他鄉卻如此對自己念念不忘，這份孝心，就是親兒子也不過如此。

　　于是，華陽夫人就趁安國君方便的時候，委婉地談到在趙國做人質的異人非常有才能，來往的人都稱贊他。接著就哭著說：“我有幸能填充后宮，但非常遺憾的是沒有兒子，我希望能立異人為繼承人，以便我日后有個依靠。”安國君答應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立異人為繼承人，并請呂不韋當他的老師。

　　幸福來的太突然，呂不韋和嬴異人的首要目標是能被華陽夫人收為義子，至于當繼承人，那是第二步目標，原以為尚需一番周折，不料兩個目標同時實現。異人高興萬分，為了進一步討好華陽夫人，他還給自己改了名叫“子楚”，因為華陽夫人的祖籍是楚國，她是華陽君羋戎的孫女，秦宣太后羋月的侄孫女。

　　常言道“人走時氣馬走膘”，運氣來了擋也擋不住，讓贏子楚和呂不韋想不到的是，還有更大的幸福在等著他們。贏子楚被華陽夫人收為義子并被安國君確立為繼承人不久，秦昭襄王駕崩，安國君繼位當了國君，是為秦孝文王。這樣，贏子楚馬上成了太子。

　　秦昭襄王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國君之一，共在位五十六年，死的時候七十五歲。由于他的長壽，使得秦孝文王即位時就已成五十二歲的老者，而他和他的父親恰恰相反，乃是秦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國君。秦昭襄王去世后，秦孝文王服喪一年后正式登基，然而登基后僅僅三天就死去了，終年五十三歲。贏子楚又從太子一躍而成國君，是為秦莊襄王。

　　太快了，簡直是坐火箭。

　　秦莊襄王繼位后，即下令大赦天下，按功表彰先王功臣，優待宗族親屬，布施于民。并尊華陽夫人為太后，封生母夏姬為夏太后。嬴異人信守“分國以謝”的承諾，任命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以河南洛陽十萬戶作為他的食邑，家有奴仆萬人。至此，呂不韋的“奇貨可居”工程大獲成功。

　　趙孝成王聞之在自己這里為質的嬴異人變成了贏子楚當了秦國國君，馬上主動派人與邯鄲城民間尋找到趙姬母子，派使者將她們以隆重儀仗送還秦國，以示交好，希望就此秦趙兩國不再攻殺而成為友邦。

　　大抵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秦孝文王因其短命而在秦國歷代國君中幾乎沒有存在感，而秦莊襄王卻像極了他爺爺，這祖孫倆有同樣的青少年經歷：秦昭襄王在燕國為質，秦莊襄王在趙國為質。這祖孫倆連謚號都差不多，只有一字之別。

　　日常中常有這樣的現象，你看一個人落魄之時慘兮兮、苦哈哈，讓人既同情又憐憫，而一旦得勢卻比常人更厲害。

　　秦莊襄王即位的當年，就有東周文公以秦國連續喪君而與諸侯密謀攻打秦國，秦莊襄王獲悉，以呂不韋率軍將其攻滅，遷東周文公于陽人聚（今河南省臨汝縣西），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東周不是被秦莊襄王的爺爺給滅亡了嗎？怎么又出來個東周文公呢？此東周非彼東周，乃是周王所分封的和其他諸侯一樣的東周公國，至此，周王朝最后殘余的勢力被鏟除。接著，他就馬不停蹄開始蠶食三晉。

　　趙孝成王的一片苦心算是白費了，秦莊襄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就連續命令蒙驁攻打趙國，奪取了晉陽、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座城池。

　　秦莊襄王三年，他又命蒙驁攻取了魏國的高都和汲。

　　本來魏國已經“臣事秦國”了，但是這個新任的秦君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仍然大舉來攻，而此時的魏安釐王，身邊無人可用，于是，無奈之下派使者去請盜符救趙后害怕因安釐王責怪而客居趙國的弟弟魏無忌。但魏無忌仍擔憂安釐王惱怒自己，不應。這時，有毛公和薛公兩人去見魏無忌，對他說：“公子所以在趙國備受敬重，名揚諸侯，只是因為有魏國的存在啊。如今秦國進攻魏國，魏國危急而公子毫不顧念，假使秦國攻破大梁而把您先祖的宗廟夷平，公子還有什么臉面活在世上呢？”話還沒說完，魏無忌臉色立即變了，囑咐車夫趕快套車回去救魏國。魏無忌和安釐王兄弟兩人十年未見，重逢時不禁相對落淚。安釐王任命魏無忌為上將軍，讓他做魏國軍隊的最高統帥。

　　魏無忌派使者向各諸侯國求援，燕、趙、韓、楚得知有名的信陵君魏無忌擔任了上將軍，紛紛派兵前來。魏無忌率領五國聯軍迎戰秦軍，在黃河以南大敗秦軍，使秦將蒙驁戰敗而逃。聯軍乘勝攻至函谷關，秦軍緊閉關門堅守。這次合縱攻秦的勝利，使魏無忌的聲威震動了天下。

　　遭受了當頭一棒，嬴異人才知道他爺爺秦昭襄王不是那么輕易好模仿的。為此，商人出身的呂不韋，建議他派人持萬金到魏國離間安釐王和魏無忌的關系，派出使者在魏國無中生有地祝賀魏無忌榮登王位。魏安釐王中計，由是懷疑魏無忌，派他人代替他執掌了魏國兵權，五國攻秦就此無疾而終。魏無忌從此心灰意冷，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后去世。

　　大有繼承爺爺遺志的秦莊襄王嬴異人，萬萬料不到自己是個短命鬼，在位僅僅三年，他就一命嗚呼死掉了，享年三十五歲。于是，年僅十三歲的嬴政被立為秦王。

　　當時秦國的情況是：由于秦孝文王的短命，華陽夫人根本就沒建立起自己的勢力，而秦莊襄王命也不長，戲班子出身的趙姬更不知政治為何物，上一代強力人物均已亡故，新任國君秦王政年幼，一時間秦國權力出現真空，國相兼太傅呂不韋自然而然成了執掌國家大權的掌舵者。于是，在因嬴政的即位而榮升為太后的趙姬主持下，秦王政尊呂不韋為“仲父”，攝政。

　　“仲父”，就是第二個父親的意思，長曰伯，次曰仲，三曰叔，四曰季。“攝政”，就是代行國君的職權。

　　一個商人，能管好國家大事嗎？以“奇貨可居”為目的的呂不韋，根本也沒什么政治抱負和理念，他不外乎是為了“光大門庭”，提高身份地位，于此同時獲取更大的效益利益。這樣的人能管好國家嗎？

　　但是難能可貴的是，呂不韋并不是個純粹的商人，出于對先賢的仰慕而具有強烈的文化追求，有著書立說的志向和行動，他是一個“儒商”。但凡對文化有所追求的人，都會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欲求，攔他都攔不住。操作嬴異人這個“奇貨工程”大獲成功，身份、地位、錢財什么都有了，以他執掌國相甚至代王攝政所掌握的巨大權力，固然一定是沒少往腰包里摟，但他并沒有瘋狂貪婪，已經有河南洛陽十萬戶為食邑家有奴仆萬人而不差錢了的他，心思已經不在錢上了，而在于“達則兼濟天下”了。于是，商人呂不韋像模像樣地當起了國相，攝起了政。

　　商人執國，必然不同，于是秦國國風大變。

　　秦國自商鞅變法起變成一架冰冷的鐵血機器，秦人的社會生活被簡化成了兩件事：耕和戰。其制定的“鼓勵耕戰”、“計首授爵”、等一系列政策制度，無疑極大提高了秦國的國力和秦軍的戰斗力，使得舉國上下除了玩命種莊稼就是期盼打仗立功，通過砍腦袋來博功名換爵位。但副作用也是明顯的，即戰爭中殺戮過重。強權鐵血加殺戮，引起山東六國極大驚恐乃至拼死抵抗，使秦在統一戰爭中遇到極大障礙。特別是晚年的親昭襄王，變得越來越好大喜功，不顧國時機尚且有待成熟而強行對趙國發動戰爭，試圖一戰滅掉趙國，而結果卻招致六國合縱聯合對抗，為聯軍所重創，使得之前征伐所獲國土一部分都得而復失，包括長平之戰中拿下的上黨郡。連年高強度戰爭不但沒讓秦國疆域進一步再擴大，相反卻因全民皆戰拖累了農業生產，致使國庫掏空、田野荒蕪、民生凋敝。安國君和嬴異人兩代可以忽略不計，待等嬴政即位之時，秦國雖然表面上還是頭號大國，但事實上已經有了走下坡路的征兆。而商人出身的呂不韋，則卻讓秦人的生活開始變得緩和而不那么亢奮了。

　　呂不韋攝政以后，便著手進行了諸多改變，其所作所為頗有點春秋管仲的樣子，不再單一鼓勵耕戰，開始繁榮商業和金融，因為呂不韋喜讀老莊著作，因此主張無為而治，貫徹“不折騰”理念：上層不過多干涉民間事務，同時降低稅收，留出空間，讓老百姓自己琢磨該如何發家致富，通過民間的自發動力來創造財富。當然，他的所謂無為而治和“不折騰”，是建立在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全盤扭轉改變商鞅的政策制度，因此比較起其他國家，秦國依然是最“鐵血”的。歷史是具有極大慣性的，商鞅變法時遭遇了既有體制的極大抵制，而歷經數十年后的此時此刻，商鞅的一套則變成所謂“既有體制”了。這就是辯證法：一切新和舊都是相對而言，而不是絕對的。因此呂不韋所做的，只能算小改小革，不算變法改制。

　　呂不韋還提倡“義兵”，即師出有名，打仗必須有符合道義的理由，而不是窮兵黷武的開疆拓土。“入于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國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因此呂不韋當政后的秦國，除了延續秦莊襄王嬴異人發動對三晉的戰爭打了幾仗，其后便再未出兵挑起戰爭，由此天下安定了若干年。從這一點看，呂不韋還頗有些儒家思想。因此呂不韋在春秋戰國時代被列為雜家，于諸子百家中自成一家。

　　呂不韋非常重視農田基本建設，著名的鄭國渠就是在他主持下修建的。史載，鄭國渠建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這時候秦王政僅僅十三歲，是呂不韋在攝政，因此肯定是呂不韋拍板確定的工程。鄭國渠的修建策劃，原本是韓國的一項“疲秦”計策，韓國派水工鄭國入秦，獻策修渠，藉此耗秦人力資財，削弱秦國軍隊，在施工過程中，韓國的計謀暴露，呂不韋主持下的秦國要殺鄭國，鄭國說：當初韓王是叫我來作間諜的，但是，水渠修成，不過為韓延數歲之命，但卻為秦建萬世之功。呂不韋認為有道理，于是讓他繼續主持這項工程。韓國此舉適得其反，反而促進秦國更加強大。因為:“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折今110萬畝)，收皆畝一鐘(折今100公斤)，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鄭國渠西引涇水東注洛水，西起仲山西麓谷口，流經今涇陽、三原、富平、蒲城等縣，最后在蒲城縣晉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總長300里，沿途截斷數條河流，將冶水、清水、濁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關中平原北部，涇、洛、渭之間構成密如蛛網的灌溉系統，使高旱缺雨的關中平原得到灌溉。鄭國渠修成后，大大改變了關中的農業生產面貌，“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較大的涇水進行灌溉，增加土質肥力，舍得雨量稀少土地貧瘠的關中，變得富庶甲天下。

　　呂不韋不僅關心水利事業，而且更關心農業生產的科學化。在《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文章專門講農業生產科學化的問題，對農業經營管理、土質的好壞、植物種植的疏密、耕種是否適時等問題，都進行了闡述和論證。

　　呂不韋招致賓客游士，包括編寫《呂氏春秋》在內，都是為統一天下服務的。事實上，呂不韋這一目的基本達到了，如提倡“義兵”扭轉了秦統一戰爭的形勢。呂不韋招致的賓客中有一位荀卿的高足上蔡人李斯，后來當上了秦始皇的廷尉、丞相。他實際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的執行人。據此而說呂不韋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奠呂不韋招致賓客游士，包括編寫《呂氏春秋》在內，都是為統一天下服務的。

　　呂不韋不僅重視水利建設，而且關心農業生產技術，在他主持編纂的《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文章，專門講農業生產技術問題，對農產品經營管理、土質的好壞、植物種植的疏密、耕種是否適時等問題，都進行了闡述和論證，必是他組織過對農業技術的研究工作。

　　此外，呂不韋還將自己仿效“四大名君”廣招門客的作風推進為秦國的國風，叫做“禮賓客”，從而為秦國招攬和儲備了大量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秦國所招攬的這些賓客中，出了一位頂級人才李斯，他是輔佐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重要人物。

　　此外，呂不韋還十分重視文化事業，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其主編的《呂氏春秋》。他利用攝政和國相所具有的權力，加強人力物力，加緊對著作的編纂工作。《呂氏春秋》雖然并非呂不韋親自撰寫，但絕不是大家想些什么寫什么，他是呂不韋主持、主編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著作，體現了呂不韋的文學水平。此書以儒家學說為主干，政以道家理論為基礎，以名家、法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后的意識形態。但后來執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其中無數精辟話語流傳為成語，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綱舉目張、竭澤而漁、刻舟求劍、舍本逐末、貪小失大、掩耳盜鈴、殃及池魚、一竅不通、揚湯止沸等等。此書的編成，標志著呂不韋理想的實現，他的著作真的和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等名家大家著作一樣，流傳后世了。

　　《呂氏春秋》的思想主基調是道家理論，尊崇自然主義。現代自然法學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是人定的，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人定法則由于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于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于自然法來證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為“惡法”，惡法非法。在中國，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一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這些思想，顯然和商鞅等法家思想大大不同。

　　在呂不韋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下，秦國之前被透支的國力開始逐步被找補回來。在此之前，從商鞅變法算起，秦國的戰爭機器已經高速運轉了一百多年，這期間積攢了多少問題和矛盾也就可想而知。而呂不韋執政以來，這部機器的轉速終于開始降了下來，實現了秦國的平穩著陸，使得秦國這條船得以繼續沿著強盛的航道破浪航行。假使秦國順著這條路徑一直走下去的話，那或許呂不韋會有機會和一代名相管仲齊名，甚至后面秦國的歷史，也會因此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

　　秦始皇的父親故去的時候，他只有十三歲，呂不韋是他的第二父親（仲父），也是他的老師（太傅），之前的歲月，基本上是隨母親趙姬在異國他鄉邯鄲流落，而他母親又是個出身戲班的優伶，很難說能得到趙姬什么像樣的教育，因此可以說，秦始皇是在呂不韋教育下長大的，也可以想象，身處編纂《呂氏春秋》一眾舞文弄墨的門客中，耳濡目染如云的門客對道、儒、名、法、墨、農、兵、陰陽等諸子百家學說的討論研究，秦始皇恐怕積累了龐雜而豐富的各種知識，其素質才能的確應該不俗。

　　但秦始皇能統一中國，乃是一種歷史趨勢，絕非他一人之功。這里面，首先是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打造出一個強大鐵血的秦國，而后是秦惠文王、秦武王兩代的開疆拓土，然后是秦始皇的太爺爺秦昭襄王窮兵黷武幾近將所有的諸侯打得奄奄一息，秦始皇的爺爺安國君和父親嬴異人在位時間極短忽略不計，其后便是他繼任秦君后，代為攝政的呂不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使瘋狂疾馳的秦國戰車實現了軟著陸，從而使秦國的強大變得更堅實、更厚重。秦始皇的統一中國，乃是這幾代人厚積薄發的結果。

　　秦始皇的統一中國固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和他本人的個性也有關。秦始皇的個性和容貌，與李斯一道輔佐他的尉繚是這樣描述的：“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這段話的意思是：“秦王這個人，高鼻梁，長眼睛，雞胸，豺一樣的聲音，刻薄少恩虎狼之心，有求于人的時候容易對人謙下，得志的時候也會輕易地吃人。我是個平民，但他見我時常常自降身份禮敬我。如果秦王奪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實現，恐怕天下的人就都成為囚徒了。不能跟他長久交往。”從這個描述，秦始皇是一個極其剛毅有主見的人，生就一副唯我獨尊的獨裁性。這一點在他長剛剛長大即將親政的時候就表現了出來。

　　嬴政即將親政的時候，正是呂不韋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為相攝政，諸繁事務皆決斷于其手，大小官吏均為他提拔任命，門下又有三千門客，因此形成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但此時的秦國，除了呂不韋還有兩股勢力：一股是嬴異人的生母嬴政的親奶奶夏老太后勢力，另一股是嬴政的生母趙姬及其男寵嫪毐勢力。

　　嬴異人被安國君立為世子后，一向不被安國君待見的他母親夏姬因此一躍得尊，高興之余，便又為嬴異人安排了一樁婚事，她從娘家中挑選了一位親族侄女嫁給了嬴異人。夏姬的娘家在韓國，嬴異人的這位二夫人便被稱為韓夫人。次年，韓夫人便生下了嬴政的異母弟弟成蟜。

　　由于嬴政十三歲便繼承了王位，有趙姬和呂不韋寵愛，夏老太后難得親近，因此成蟜便成了夏老太后的最愛。人這種動物，大抵是誰跟在身邊就和誰最親近，由此成蟜成了夏老太后以及其生母韓夫人家族的重點保護對象，他們早早就為成蟜爭得了一個長安君的封號。為了讓他在秦國建立功業，夏老太后韓夫人娘家人想方設法為成蟜鋪路，在成蟜十五歲時便安排他出使韓國，當時的韓國基本上已經淪為了秦國的附庸，韓桓惠王認為如果韓系子孫能在秦國掌權，那么對韓國就將大大有利，于是便不惜割地百里送給成蟜，讓他得此功勞。

　　成蟜生得威武雄壯，大概貌似先祖秦武王嬴蕩，所以也深得父親嬴異人生前喜愛，這從嬴異人給他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蟜”就是顓頊帝時期與祝融一起討伐共工的那個蟜蟲，《山海經》言：蟜，其為人，虎文，脛有?。說蟜有老虎一樣的斑紋，腿上長著強健的腱子肉。可見蟜是及其威猛的。成蟜曾出使韓國后，在王族中贏得相當好的口碑，在朝廷里也有一幫文臣武將緊緊追隨。而嬴政這個小國君卻對秦國身無半寸功勞，故而成蟜大有取嬴政而代之的勢頭。

　　嬴政的出身于優伶的母親趙姬，原本沒什么政治欲望，之所以形成一股勢力，完全是因為他的男寵嫪毐所致。而嫪毐其人，則純屬呂不韋養虎為患。嬴異人死的時候，趙姬才三十多歲，又是優伶出身，怎耐得深宮寂寞，于是便和呂不韋舊情復發。嬴政日漸長大，呂不韋覺得這樣下去不妥，便思謀了一個脫身之策，把自己身形偉岸性功能出眾的門客嫪毐拔掉胡須、眉毛，冒充宦官獻給了趙姬，趙姬得之喜不自勝，果然從此不再理會呂不韋。趙姬為便于掩人耳目，便攜嫪毐搬遷至秦國舊都雍城居住，不久，二人生下兩個兒子，為此趙太后對嫪毐更加寵信，讓呂不韋和嬴政下詔封其為長信侯。嫪毐封侯后漸漸恃寵跋扈，皇宮中事無大小均決于他。嫪毐一朝得寵便窮極奢欲，家中童仆多至數千人，投奔他求官求仕的賓客舍人也有千余人，為此形成一股勢力，嫪毐因此而膨脹，漸漸發展到與呂不韋抗衡相爭。而趙姬由于和嫪毐有了兩個兒子，因心思都放在這兩個兒子身上，故而處處維護嫪毐，甚至有時候不惜得罪呂不韋，因此為呂不韋所忌憚。

　　這三大勢力集團彼此明爭暗斗，把持著秦國的一切事物。而嬴政身為國君卻像個局外人，什么事情也插不上手，他年紀小的時候對此抱以無所謂態度，待到漸漸長大，快要親政了，便意識到自己的將來問題，可以說，有這三個集團勢力在，自己即便親政，權力也不能真正掌握到手中。為此，在即將開始親政但尚未親政的時候，嬴政就開始謀劃如何搬掉這三座大山了。年紀輕輕的嬴政，不知道從那里就學來的這份心機。

　　公元前240年，夏老他后去世了，韓系外戚集團的領頭人沒了，由此一蹶不振，韓系官員漸漸都遭到呂不韋、嫪毐集團的排擠，由此成蟜在朝中的勢力大減。史載，在嬴政親政的前一年，趙國、楚國、魏國等合縱攻秦，被秦國成功抵御，聯軍攻勢被粉碎，成蟜受命率大將蒙驁、樊於期反攻趙國，不幸被卻被趙國的龐煖所打敗，大將蒙驁被射殺，成蟜因畏懼歸國后受到懲罰，遂于屯留發動叛亂，被秦國在呂不韋主持下所平定，成蟜失敗后逃往了趙國，被趙悼襄王封于饒。此段記載大有可疑之處，勝敗乃兵家常事，打仗失敗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成蟜貴為王弟，打敗了又怎樣？怎么會因為一仗的失敗就叛亂呢？成蟜叛亂失敗后，他的副將樊於期逃到了燕國，秦國發布跨國通緝令，滿世界抓捕樊於期，后來在燕太子丹出使秦國的時候，獻出了人頭作為荊軻刺秦王的取信秦王之物。一個副將，固然職位也不低，但終歸不是什么要害人物，卻能得嬴政如此重視，期間所隱藏的秘密，的確值得探討。或許，派遣成蟜出征本身就是秦王嬴政的陰謀，目的就是要清除成蟜勢力，而樊於期則是一枚棋子，因為他知道的內幕太多，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不過這也只是一種估計，成蟜的叛亂主因，恐怕還是因夏老太后去世自思失去了王位競爭之可能，再加上伐趙慘敗，于是決定破釜沉舟，一不做二不休。

　　呂不韋因為嫪毐忘恩負義，倚仗趙太后威脅到了自己的權力，便派人向嬴政告發嫪毐與太后淫亂，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為此，嬴政便謀劃鏟嫪毐，太后與嫪毐得知消息，決定一不做二不休，除掉嬴政和呂不韋，以他們倆所生的兒子即位為王。公元前238年，秦王親政來壅城舉行冠禮，嫪毐以太后御璽調動縣卒和宮衛士卒，外加童仆門客，攻擊嬴政所居蘄年宮，嬴政命昌平君和昌文君攻嫪毐，嫪毐大敗，被擒獲車裂、夷三族，嫪毐的死黨衛尉竭、內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令齊等梟首，追隨嫪毐的賓客舍人罪輕者為供役宗廟的取薪者鬼薪，罪重者四千余人奪爵遷蜀，徙役三年，趙太后與嫪毐所生的兩個年幼的兒子也被套進麻袋摔死，趙太后被逐出咸陽另居他處，后來齊人茅焦勸說嬴政，嬴政這才到雍地迎接她回歸咸陽。

　　嫪毐事發，在審訊其黨羽過程中，呂不韋進獻嫪毐的事情暴露出來，嬴政就勢罷免了這個仲父的職務，讓他退休到封地養老。然而，由于呂不韋的親善為政，各國都很敬重他，各諸侯國的賓客使者絡繹不絕問候呂不韋，嬴政恐怕他嫉恨而發動叛亂，就寫信給呂不韋說：“你對秦國有何功勞讓國家封你在河南，食邑十萬戶？你對秦王有什么血緣關系而號稱仲父？你與家屬都一概遷到蜀地去。”呂不韋害怕日后被殺，就喝下酖酒自殺而死。

　　可憐輝煌商賈呂不韋，哪知“奇貨可居”換來的卻是這般結果。而嬴政面對自父親和自己的恩人，竟然以這般手段對待，可見其心腸真是夠硬的。可話說回來，心腸不應怎么能吞并六國呢？像宋襄公那樣的人的君子大好人，你就是吧六國送到他最邊上，他也未必吃得進入。

　　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相繼被拔除，嬴政志得意滿，放眼秦國，在沒一個人能挑戰他的權威，年僅二十一歲的嬴政信心爆棚，于是在親政的第二年，便開啟了籌劃吞并六國的壯舉。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重要輔臣有兩個，一個是李斯，一個是尉繚。

　　李斯是荀況的學生，與韓非同窗。荀況本是儒家學者，他對諸子百家都有所批評，唯獨推崇孔子的思想，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認為孔子的“內圣外王”之學是最好的治國理念。所謂內圣之學，以仁字為根本；所謂外王之學，以均字為根本。仁者乃愛人也，而最大的仁德，莫過于人人均等，故而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是與孔子不同的是，荀子認為人天生性惡，他說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人之性惡明矣。“所以：“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這句話的意思是》“彎曲的木頭一定要通過工具的矯正加熱然后才能挺直，鈍拙的刀—定要通過打磨才能鋒利。”大概是處于這個理論，身為儒家學者的荀子卻教出了李斯、韓非這樣的法家人物，他們都堅信“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施嚴刑峻法才能使不成材如曲木和鈍刀的人挺直、鋒利。但是他們卻忽略了荀子說：“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這里面的偽為，不是虛偽的偽，而是行為的為，意思是圣人針對人性之惡對他們實施教化行為，是人們懂得和尊重禮儀，根據禮儀來定法度，這就又返回了孔子的崇禮尊禮。所以，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

　　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廁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廁所來，它們都趕快逃走；但在米倉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戲交配，沒有人或狗帶來的威脅和驚恐。于是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一個人有沒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李斯認為人無所謂能干不能干，聰明才智本來就差不多，富貴與貧賤，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機會和選擇環境。李斯學完之后，得知呂不韋廣招門客，經過對各國情況的分析和比較，遂選擇來到秦國，很快就得到呂不韋的器重，從而有了接近秦王的機會。

　　嬴政剛剛親政，李斯對嬴政提出建言，他說：“凡是干成事業的人，都必須要抓住時機。過去秦穆公時雖然很強，但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自秦孝公以來，周天子徹底衰落下來，各諸侯國之間連年戰爭，秦國才乘機強大起來。現在秦國力量強大，大王賢德，消滅六國如同掃除灶上的灰塵那樣容易，現在是完成帝業統一天下的最好時機，大王千萬不能錯過。”這正說中了嬴政的心思。為此，李斯向嬴政提出了離間各國君臣之計，于是得到了嬴政的賞識，被提拔為長史。于是，秦王政一改呂不韋攝政期間的的韜光養晦，開啟了攻滅六國的雄壯之旅。

　　嬴政首先按照李斯的計策，派人持金玉去各國收買、賄賂，離間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由此將李斯晉升為客卿。客卿就是****了。

　　然而，正當嬴政欲下決心統一六國的時候，東方各國也紛紛派間諜到秦國做賓客，群臣對外來的客卿議論很大，對秦王說：“各國來秦國的人，大抵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秦國做破壞工作的，請大王下令驅逐一切來客。”于是嬴政下達了逐客令，按此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李斯給嬴政寫了一封《諫逐客書》，他說：“從前秦穆公求賢人，從西方的戎請來由余，從東方的楚國請來百里奚，從宋國迎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了這五個人，兼并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國家富強，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國強大起來。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抗秦，迫使各國服從秦國。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貴戚力量，加強了王權，蠶食諸侯，秦成帝業。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對秦國才做出了貢獻，如果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會使國家沒有富利之實，秦國也沒有強大之名。”嬴政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加委李斯兼廷尉，也就是司法部長。

　　與李斯的“文攻”相輔相成，在蒙恬的陰夾下，秦王政有得到了身懷“武略”的人物尉繚。

　　尉繚是魏國人，少年即致力于兵家學問的研究，早早學有所成，寫成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尉繚子》一書，這是一部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這部兵書，為后世歷代兵家所推崇，在宋代與《孫子》、《吳子》、《司馬法》等一道被列入《武經七書》。但他在不圖進取的魏國卻半生不得重用，其著作也無人賞識，后來聽說秦國招賢納士，于是來到秦國，通過蒙恬引薦，見到了了秦王政。通過交談，秦王政對它的才華大家欣賞，以不同尋常的理解對待他，但是尉繚子通過秦王政的交談以及他的面像，對他得出了“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的認為，于是曾棄秦而去，被李斯給追回來了，李斯勸他，秦國如此強大，如日中升，如果不依托秦國建立功業，那么一生的所學就將白白浪費掉。于是，尉繚留了下來。

　　以此看來，秦國之所以能統一中國，絕不是無緣無故的，像李斯、尉繚這樣的精英人才，都不是秦國人，卻為秦國所用，而他們的母國卻均棄之不用。

　　魏國尉繚向嬴政提出了以經濟為基礎的戰爭觀，“非五谷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還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待機而動的戰略戰術思想，主張在戰爭中運用權謀，虛虛實實，迷惑敵人，他繼承孫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后，或先或后”，他還結合圍城戰的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謀略，還制定了一整套軍事條令，有《分塞令》，是營區劃分條令，規定各軍分塞防守區域及往來通行原則；有《經卒令》，是戰斗編隊條令，規定各軍特有的軍旗標志、士卒的行列單位及不同的行隊單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統一軍中指揮號令金鼓旗鈴的條令，規定了金、鼓、旗、鈴等指揮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將令》，規定將軍統兵受命于國君，只對國君負責，將軍在軍中具有無上權威，統一指揮全軍；有《踵軍令》，是后續部隊行動條令。規定后續部隊作為接應部隊，與大軍保持的距離、前進的方向、所應完成的任務以及安全、警戒、處置逃兵的原則；有《兵教》，是軍事教練條令，規定了軍中“分營居陣“的訓練方式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由此，為嬴政打造出一支無往不勝的軍隊。

　　與李斯一樣，尉繚也向秦始皇提出了離間六國的計策，他還提出了統一全國的戰略步驟，與秦國的前輩們提出的遠交近攻如出一轍：籠絡燕齊，穩住楚國，先就近消滅三晉韓魏趙，然后再將齊楚燕各個擊破，統一全國。

　　這個戰略步驟得到了李斯的贊許，秦王政也十分贊同。就此，秦國上下已經形成了東出統一六國的決心。

　　李斯、尉繚之外，另一個對嬴政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是韓非。

　　韓非出身韓國宗室，曾和李斯一道師從于荀況。公元前236年，李斯奉秦王命出使韓國，韓非見到十五六年未見的李斯，向他出示了《五蠹》等文章，李斯看后，把作品帶給了嬴政，嬴政看罷大感興趣，非常贊賞韓非的才華。

　　韓非的《五蠹》是這樣寫的：

　　“上古時代，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經受不住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來，用樹枝搭成象鳥巢一樣的住處來避免各種禽獸的侵害，人民愛戴他，讓他統治天下，稱他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難聞的氣味而傷害腸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來，鉆木取火，把食物燒熟以去掉腥臊氣味，人民愛戴他，讓他統治天，稱他為燧人氏。中天下鬧洪水，鯀和禹疏通河道。夏桀和商紂殘暴昏亂，商湯和周武王就起兵討伐。如果在夏朝的時代還有構木為巢、鉆木取火的，一定會被鯀、禹所嗤笑；在殷、周時代還有把疏通河道當作緊急之務的，一定會被商湯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當今還有人稱贊堯、舜、禹、湯、武那一套辦法，也一定要被當代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遠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變的常規，要研究當代的社會情況，并據此為它制定應備的措施。宋國有個農夫，他的田里有個樹樁子，他看見一只兔子奔跑時撞到樹樁子上，碰斷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兔子當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卻被國人所嗤笑。現在如果有誰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當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樣可笑。”

　　這話說到嬴政心里去了，上古先王不可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正符合年輕氣盛又繼承了強大之秦國的嬴政的躍躍欲試心態。

　　韓非的文章接著說：

　　“古時候男人不種地，是因為草木的果實足夠吃；婦女不織布，是因為禽獸的毛皮足夠穿。不用花費力氣生活資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財物有余，所以人民不爭奪。不必施行厚賞，也不使用重罰，人民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祖父沒死就有二十五個孫子。人民增多而財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養微薄，所以人民互相爭奪，即使加倍地獎賞和屢次地懲罰，也免不了紛亂。堯統治天下的時候，茅草苫的屋頂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飯，喝的是野菜湯，冬天披塊小鹿皮，夏天穿著葛布衣。現在即使是看門人的吃穿也不會比這更差了。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著農具帶領民眾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隸的勞動，也不會比這更辛苦。由此說來，古代讓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過是擺脫看門人那樣的供養，并且躲離奴隸般的勞苦，所以古代把天下傳給別人不值得稱贊。當今的縣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孫可以世世代代套馬乘車，所以人們看重縣令的職位，因此人們對于讓位這件事，能夠輕易地辭掉古代的天子職位，卻難以舍棄今天的縣令職位。這是因為利益大小的實際情況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們，節日里用水作禮物互相贈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澇的人們，卻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對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飯；豐年的秋天，對疏遠的過客也一定招待吃喝。這并不是疏遠親人而偏愛過客，是因為收成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輕財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為財物多；今人發生爭奪，并不是貪吝，而是因為財物少。輕易地辭掉天子職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為古代權位太輕；爭奪官職和依附權貴，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為當今權勢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會財富的多少，考慮權勢的輕重，來制定他的政令。刑罰輕不算是仁慈，責罰嚴不算是暴虐，是適應社會情況而行事。所以國家應做的事情取決于社會情況的變化，而應備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適應。”

　　看罷這段，嬴政不由擊節贊嘆，發自內心地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韓非的文章接著說：

　　“古時候周文王處于豐、鎬一帶，土地不過百里見方，他施行仁義使西戎歸服，后來便統治了天下。徐偃王處于漢水以東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見方，他施行仁義，有三十六個國家向他割地朝貢。楚王害怕徐國會危害自己，起兵討伐徐國，就把它消滅了。文王施行仁義便統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義卻滅掉了自己的國家，這說明仁義只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當今。所以說時代不同了，社會情況也就跟著變化。當舜統治天下的時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討伐。舜說:“不行。我們推崇德教還不夠深就使用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方法。”于是就一連三年進行德教感化，讓人民拿著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時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敵人殺傷，鎧甲不堅固的容易傷到自己的身體。這說明用盾和斧來感化只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當今。所以說情況變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著改變。上古時代在道義上競爭，中古時期在智謀上角逐，當今則在力量上較量。齊國將要攻打魯國，魯國派子貢去說服齊人。齊國人說:“你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可是我們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說的這一套空話。”于是就發兵攻打魯國，一直打到離魯國都城城門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義而徐國被滅亡，子貢機智善辯而魯國被削割。由此說來仁義和機智善辯都不是用來保全國家的辦法。如果拋棄偃王的仁義，不用子貢的辯智，依靠徐國、魯國的力量來抵抗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么齊國、楚國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金人評價秦始皇厚今薄古，其思想淵源，不能不說是出于韓非的影響。

　　韓非的文章接著說：

　　“古今的社會情況不同，新舊時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容和緩的仁政，來治理處在急劇變動時代的百姓，就好像沒有韁繩和馬鞭去駕馭烈馬一樣，這是不明智所帶來的禍害。現在儒家、墨家都稱贊先王愛天下的一切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疼愛子女一樣。根據什么來說明先王是這樣的呢？他們說：“司寇行刑罰的時候，君主為此而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的消息后，君主為此而流下了眼淚。”這就是他們所引證的先王兼愛的事例。如果認為君臣的關系如同父子的關系一樣，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這種說法來推論，天下就應當沒有不和睦的父子了。當然人們的感情莫過于父母疼愛自己的子女，然而盡管父母都疼愛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愛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證不發生沖突呢？先王愛民，不會超過父母疼愛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棄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說司寇按照法令執行刑罰，君主為此而流下眼淚，這不過是以此來表現君主的仁愛罷了，并不是把它作為治國的方法。流眼淚而不想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愛；然而卻不能不用刑，這是國家的大法。先王還是要執行法令，不聽憑自己的感情而廢刑，那么不能用仁愛來治國，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韓非的文章又說：

　　“況且百姓本來就屈服于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說的圣人了，他修養身心、宣揚儒道去周游列國，可是天下愛好他的仁、稱贊他的義，并為他奔走效勞的門徒只有七十人。這是因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夠做到義是很難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為他奔走效勞的門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實行仁義的僅有仲尼一人。魯哀公是個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統治著魯國，國內的百姓沒有敢不服從的。百姓總是屈服于權勢，權勢的確也容易使人服從，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愛慕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于他的權勢，所以就仁義來說，仲尼不會臣服于魯哀公，然而憑借著權勢，魯哀公就可以讓仲尼俯首稱臣。現在的儒者游說君主，不是讓君主憑借必能勝人的權勢，而是讓君主致力于行仁義，說這樣才可以統治天下，這是要求君主必須做到象仲尼那樣，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門徒那樣，這種辦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現在有一個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對他發脾氣，他不加悔改；鄉人訓斥他，他無動于衷，教師教誨他，他不肯改變。把父母的慈愛、人的品德、教師的智慧三樣美好的東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終不被觸動，絲毫也不改變。直到地方官吏拿著官府的武器，執行國家的法令，搜捕壞人的時候，這才感到害怕，改變了壞品德，改正了壞行為。所以父母的慈愛還不能夠教育好子女，必須要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罰，這是由于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驕縱，見到威勢就屈從的緣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墻，即使善于攀越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為它坡度平緩。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立法嚴峻，用刑嚴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見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著的百鎰黃金，即使是盜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會受害時，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丟掉；一定會燒傷手時，就是百鎰黃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堅決執行他的刑罰。施行獎賞應該優厚而且要說到做到，使人們認為有所貪圖；施行懲罰應該嚴厲而且要堅決執行，使人們畏懼。法令最好是統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會有赦免，用榮譽輔助獎賞不足，執行刑罰的同時隨即加他惡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會為國家盡力了。”

　　秦王政越讀越覺得有理，感覺句句說到了自己心里。

　　韓非的文章又說：

　　”儒家利用文學擾亂法治，游俠使用武力違犯禁令，然而君主對他都以禮相待，這是造成國家混亂的原因。觸犯法治的本該治罪，而那些儒生們卻憑著懂得文獻經典得到任用；違犯禁令的本該懲罰，而那些游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因此法治所反對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懲罰的正是權貴們所豢養的。法治所反對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懲罰的和權貴所豢養的，四種情況互相矛盾，而沒有固定的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對仁義的人不應該稱贊，稱贊他們就會危害耕戰；對搞文學的人不應該任用，任用他們就會擾亂法治。”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焚書坑儒，和韓非的這一論斷有沒有關系？

　　韓非的文章接著說：

　　“所以英明君主的國家，擯棄古代的經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絕先王的言，而以官吏為教師；制止游俠刺客的兇悍活動而把殺敵立功視為勇敢。所以國內的百姓，那些擅長言談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講話，從事勞動的人讓他們都回到農業生產中去，逞勇的人讓他們全部到軍隊中去服務。這樣太平時期國家十分富足，戰爭時期兵力也很強盛，這就是統一天下的資本。既積蓄了統一天下的資本，又能利用敵國的弱點，那么超過五帝趕上三王，一定要采用這一種辦法。”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把稱號由“王”改為“皇帝”，自稱始皇帝，肯定是記住了韓非這段話，因為他實行了以法治國，功蓋三皇，勝過五帝。

　　秦國欲遠交近攻首先吞并韓魏趙的圖謀，被韓國的間諜所探知，為此，韓王安五年（公元前233年），韓非被韓王派遣出使秦國，韓非給嬴政上了一篇《存韓》書，他說：”趙國聚集士兵，倡議合縱，準備聯合各國軍隊，打算西向攻秦來實現它的意圖，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計劃了。如今丟下趙國這個禍患，而要除掉像內臣一般的韓國，那么各國就明白趙國計謀不錯的了。韓雖是小國，但因為要對付四面八方的攻擊，因此君主忍辱、臣子忍苦，上下相互同憂共患很久了，修筑防御工事，積極儲備物資，秦若伐韓，不能一年就滅國，而攻克一城便要退兵，就會被各國看輕。韓國背叛，魏就會響應，而趙靠齊作后盾，如果這樣，就是用韓、魏助趙，趙再借齊來鞏固合縱，從而與秦爭強，這是趙國的福氣，泰國的禍害。進而擊趙不能取勝，退而擊韓不能攻克，那么沖鋒陷陣的士兵疲于野戰，運輸隊伍疲于軍內消耗，那就是集合困苦疲勞的軍隊來對付趙、齊兩個大國，這是不合滅韓本意的。全貴國的計策，那秦國必定成為各國的攻擊目標了。陛下即使同金石一般的長壽，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會到來的。如今我的計策是：派人出使楚國，厚賂執政大臣，宣揚趙國欺騙秦國的情況，給魏國送去人質使其心安，率韓伐趙。即使趙與齊聯合，也是不值得擔憂。攻打趙、齊的事完了后，韓國發一道文書就可以平定的。這樣，秦一舉而兩國成滅亡之勢，而楚、魏也一定自動順服了。究竟趙、秦誰強誰弱，不出今年就分明了。趙國和其他諸侯暗地謀劃好久了。一次行動就示弱于諸侯，是危險的事；定計而使諸侯起心算計秦國，是最大的危險。我希望陛下周密考慮這種情形。攻伐韓國而使合縱者鉆了空子，后悔是來不及的。”

　　秦王政覺得韓非對天下形勢的分析挺有道理，于是詔令把韓非的上書下達給臣子們討論。鑒于對韓非的欣賞，之前曾經感嘆“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此番真的得見，秦王政便迫不及待與韓非討論有關治國的方略。但韓非承擔韓國使命而來，哪里有心思為秦王出謀劃策，于是表現的很傲慢，他還就秦國派遣間諜離間六國之事予以譏諷。在當時的秦國間諜使者中，有一個姚賈表現十分突出，奉秦王嬴政之密令，攜重金離間六國，曾使六國合縱活動被分化瓦解，因政績顯著，他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嘉獎封賞。韓非便借姚賈的短處大加毀謗，他對秦王政說：“姚賈是監門之子，在大梁曾因偷盜在大街上遭受眾人的毆打。這樣出身下賤的人，卻被你們秦國視為人才精英，真讓天下人笑掉大牙！”事后，姚賈知道這一情況，心中異常憤怒，心想：我姚賈與你韓非素無冤仇，你身為韓國的一個使臣、秦王的客人，為什么這樣恨我呢？既然是你韓非不仁，也休怪我姚賈不義。于是姚賈便在秦王政面前痛斥韓非出使秦國的目的，不是事秦，而是弱秦、疲秦，他是陰謀亡秦。恰在這時，李斯們就韓非的上書討論結果出來了，李斯等認為韓非的分析非常不對，上疏對秦王政說：“秦讓韓存在，就像人得了心腹之病一樣，平時就難受，假若住在潮濕地方，痼而不治，快跑的時候，就跟難受了。現在集中對付齊、趙，韓就一定會成為心腹之病而發作起來。韓與楚如果謀劃攻秦，諸侯響應，那么秦國必定再次看到兵敗崤塞的禍患。韓非的到來，未必不是想用他能存韓來求得韓的重用，他巧語連篇，掩飾真意，計謀欺詐，來從秦國撈取好處，用韓國利益窺探陛下。秦、韓關系親密，韓非就重要起來了，這是便利他自己的計謀。我看韓非的言論能夠文飾他的混說狡辯，很有才華。我擔心陛下受韓非辯說的迷惑而聽從他的野心，因而不詳察事務的實情。現在按我的愚見：秦國發兵但不說明討伐對象，那么韓國的執政者將會采取侍奉秦國的計策。請允許我去見韓王，讓他來晉見，大王接見時，趁機扣留他，不要遣返，隨后召見韓國大臣，用韓王和韓人交易，就可大量割取韓地。接著命令蒙武征發東郡的士卒，在國境上陳兵窺伺但不說明去哪兒，齊人就會害怕而聽從荊蘇的主張，這樣，秦兵不出境，勁韓就會懾于威勢而就范，強齊就會由于道義而服從了。其他諸侯聽說后，趙人膽戰心驚，楚人猶豫不決，必定產生忠秦的打算。楚人不動，魏不值得憂慮，各國就可逐漸侵占完畢，就可以和趙國較量了。希望陛下仔細考慮我的計謀，不要忽視。”

　　李斯與韓非各為其主，對形勢的看法相左是必然的。然而李斯等人給秦王政定下的統一六國通天大計首要目標就是韓國，作為韓國公子的韓非的策略則是李斯等人計謀的做大妨礙。這時候姚賈陷害韓非說：“韓非，韓之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旭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政覺得有道理，四韓非這樣的人才，既然不能為我所用，那么反過來就必定是秦國的禍患。于是將韓非下獄。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給韓非毒藥，強迫他自殺，韓非想見秦王并表白自己，但沒能見到秦王，于是自殺于獄中。秦王正后悔，想派人赦免韓非，但韓非已死了。

　　李悝、商鞅、申不害、吳起、李斯等法家人物，或偏重于法，或偏重于術，或偏重于勢，而韓非無疑是集法、術、勢于一身的集大成者。

　　韓非還在《揚權》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君主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這種君主集一切權力于一人，獨操生系之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張無疑極大適合嬴政的胃口。

　　而對于民眾，韓非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

　　韓非生于弱小的韓國，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而其本身又是韓國貴族，不能向李斯那樣可以以倉鼠、廁鼠的區別任意挑選所效忠的國家，這事他的悲哀所在。

　　韓非死后，李斯便奉命出使韓國，開始進行他的通天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