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主要力量的考古工作者對漢長安城遺址進行了進一步勘察，解決或有助于澄清漢長安城遺址中未央宮、長樂宮和桂宮遺址的布局，北宮的位置，少府官署，武庫設置，以及東市和西市存在的一些疑問。自然科學工作者也參與了勘測工作，在現代科學手段的幫助下，原有的某些結論也更為準確。其成果主要是：
第一，對長安城的主要道路以及分布狀況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八座城門各有一條大街通入城內，長度和寬度不等，最長的安門大街5400米，最短的洛門大街800米，寬度在45—56米之間，但結構基本相同，每條大街上各有兩條排水溝將其分為并行的三股道，此即班固《西都賦》所說的“披三條之廣路”。考古學家對勘察的道路和文獻記載的長安大街也進行了對應，即香室街—清明門大街，藁街—直城門大街或橫門大街，華陽街—橫門大街(或雍門大街或廚城門大街)，章臺街—未央宮內大街。通常認為漢長安城門實行人與車輛分開的一門三道，即中間為車道，左右為人行道。但長安城宣平等四座城門的各自三個門道中均有車轍痕跡。看來成說是值得懷疑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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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載《考古》2003年第7期。
②以下論點主要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載《考古》2000年第7期；董鴻聞等：《漢長安城遺址測繪研究獲得的新信息》，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劉慶柱：《古代帝陵與都城的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第二章，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城內道路將長安城分為11個區。大多數區平面呈長方形或方形。1．1個區中，宮殿占5個區，東市和西市各占1個區，里居占4個區。而在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營建桂宮和明光宮以前，長安中的里有6個區。
第三，未央宮椒房殿遺址是目前惟一進行考古發掘的中國古代皇**殿遺址，平面為長方形。其結構與皇帝大朝的前殿一樣，由正寢和燕寢兩部分組成。
第四，少府的主體建筑為大型殿堂，由南北排列的兩座宮殿組成。此外還有庭院和倉儲建筑。武庫有七座庫址，庫房墻體寬厚。
第五，漢以前尚無按比例關系營筑的宮城與郭城，至少沒有明顯規律可循。漢長安城周長25700米，未央宮周長8800米，都城與宮城周長之比約3：1，是目前所知最早按此比例關系建造的宮城與都城。東漢和北魏洛陽承襲了這個比例，反映了西漢都城營建理念對后世的影響。
第六，關于北宮的位置一直不甚清楚。在廚城門大街以東、安門大街以西、雍門大街以南、直門大街以北發現一座漢代長方形宮城遺址。周長(4660米)與《三輔黃圖》的記載十分接近。推測這個宮城就是北宮。
第七，據文獻記載，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筑群中有明堂、辟雍。漢長安城明堂是目前中國考古學發現時代最早的明堂遺址。遺址周圍有圜水溝。漢魏洛陽城和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都建于城南。反映了漢代明堂建筑的影響。西漢長安城禮制建筑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基本沿用秦舊制的高、惠、文、景時期；第二期是致力于確立西漢王朝禮制的武、昭、宣時期，此時陰陽五行觀念開始影響都城的禮制建筑分布；第三期是元帝至新莽時期，此時最終奠定以后歷代都城禮制建筑的規劃原則。
第八，古代社稷遺址保存下來的很少。西漢社稷遺址在宗廟建筑群之西，現存平面為東西窄長方形。王莽當政時這座建筑可能被廢棄，在其南面修筑新的社稷。遺址平面呈回字形，內外圈平面均為方形，邊長分別為273米和600米。內外圈四面正中各有一門。
第九，東市面積0．4875平方公里，西市面積0．2475平方公里。西市的商業活動不及東市發達，根據考古勘測，西市手工業則比東市發達，西市內有大面積的手工業作坊。東市是商業中心，西市是手工業中心。西市偏居于長安西北隅，環境封閉，便于官府對其控制。東市東靠近宣平門內長安城中主要居民區，南接近北闕甲第，西鄰接西市。
第十，在漢長安城遺址北發現一處漢代禮制建筑遺址，可能是漢初修建的“天齊”祠．這處遺址與長陵、長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對應，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向超長建筑基線。而西漢朔方郡治和漢中郡治也恰在這條基線的延長線上。基線的各段的比例，合陽九陰六格局，體現了秦漢社會意識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觀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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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建明、張在明、楊政：《陜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長建筑基線》，載《文物》1995年第3期。
第十一，運用現代測繪技術，更為精確地確定了漢長安城墻的位置和長度，長安城的面積也因此更為精確。實測結果是城墻周長為25014．83米，總面積為34392202平方米。
第十二，根據現代科技手段，分析長安城營建技術水平。長安城北墻整面坐落在海拔380米的等高線附近，表明當時采用高超的水準測量技術為建城服務。根據對20世紀50年代攝影遙感資料的判讀，當時渭河的高水位線的海拔高程約為370米，高水位線與北墻基腳水平距離約2．5公里，兩者走勢完全一致，表明漢長安城的設計者先對渭河水位進行勘測，獲得水文數據后，方確定北墻墻基位置。①
漢代長安城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爭論。楊寬堅持并豐富自己已有的觀點，指出西漢長安城的朝向是坐西朝東，長安城是具有內城形制的城池，而長安城外的北面和東北面則是“郭”區。②，但多數學者不同意楊氏的意見，主要理由是楊寬對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的理解存在問題，目前國內學界占主導地位的看法仍然是漢代城郭合一之說。③
漢長安城城墻呈不規則正方形，南墻中部南凸，東段偏北，西段偏南；西墻南北兩段錯開，西北部分曲折延伸，只有東墻完整平直。《三輔黃圖》曾提出這種形態是有意模仿天象，城南為南斗，城北為北斗。因此漢長安城又有“斗城”之說。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存在爭論。元人李好文《長安志圖》不同意長安城仿天象而為，指出地形和河流是造成長安不規則形狀的主要原因。目前對此仍然有不同意見．一種觀點傾向于人法自然，認為長安城市形制與北斗七星、勾陳、北極、紫微右垣星座的星圖完全吻合。這是當時天人相應和法天象地文化思想的體現。④另一種觀點則傾向人從自然，認為長安城的不規則形狀與當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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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鴻聞等：《漢長安城遺址測繪研究獲得的新信息》，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
②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l09—119頁。
③這方面的主要論著參見劉慶柱：《再論漢長安城布局結構及其相關問題——答楊寬先生》，載《考古》1992年第7期；《漢長安城的考古發現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載《考古》1996年第10期；李毓芳：《漢長安城的布局與結構》，載《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5期，史念海：《漢長安城的營建規模》，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輯；王社教：《論漢長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2輯；徐衛民：《論秦、西漢都城的面向》，載《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周長山：《漢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秦建明、張在明、楊政：《陜西發現以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超長建筑基線》，載《文物》1995年第3期，李小波：《從天文到人文——漢唐長安城規劃思想的演變》。載《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勢和河流分布有著密切關系，①科技工作者根據對長安城的測繪結果指出，如果長安城北墻不順應河勢自東北向西南斜行，而是以東北城角為基準，東西一線的話，則城墻西北郊就會落在渭河高水位線下。②曾有學者認為，李好文的意見基本成為定說。③現在看來，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文獻記載的新莽時期宗廟為“九廟”，但考古發掘的王莽九廟遺址卻是12座遺址，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矛盾現象，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自然環境與漢長安城的關系繼續受到學界重視。馬正林從低濕狀態和河流分布論證漢長安城的選址意義，認為長安城的營建充分利用龍首原以北有利地勢，同時開鑿了昆明池和供水渠網，第一次成功地解決了城市居民的供水問題。④朱士光將自然植被、氣候條件等因素綜合考慮分析長安建都的原因：漢代關中地區氣候較今溫暖，較少災害；自然植被暢，類型多樣；河流分布均衡，徑流豐沛，不僅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為漕運糧食提供了便利條件；地勢平坦高爽，膏壤沃野，農產豐富穩定；關中南北山上有大量良材巨木。總之當時優越的生態環境構成了建都的必要因素。⑤他還從漢唐時期環境與人的互動關系分析了長安城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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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賀業鉅：《論長安城市規劃》，載《建筑歷史研究》，中國建筑出版社1992年版；馬正林：《漢長安形狀辨析》，載《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5期；張繼海：《漢代城市社會研究》；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②董鴻聞等：《漢長安城遺址測繪研究獲得的新信息》，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
③周長山；《漢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頁。
④馬正林：《漢長安城總體布局的地理特征》，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⑤朱士光：《西漢關中地區生態環境特征與都城長安相互影響之關系》，載《陜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3期。
衰。指出，西漢與唐王朝建都西安，為鞏固政權保衛京師，著力經營與國都同屬于一個自然地理區域的黃土高原。在兩王朝前期，隨著國勢強大，都城日益興盛，帶動了黃土高原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也因農牧業兼營的生產結構未受破壞。但西漢巫蠱事件及唐安史之亂后這兩個王朝國運改變，漢唐長安城受到破壞而衰落，生態環境隨之變化。①
此外王子今對長安鄉里名稱和分布作了考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