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對經驗的補充，特別是思想的磨煉。在小說史上像曹雪芹那樣的披閱十載的當然罕見，但是集數載之力完成一部長篇的并不鮮見，而且更有在寫作過程中因為新的經驗的發現而不斷地修訂自己的藝術構思、創作意圖甚至推翻自己寫作的例子。這些極端的例子足以說明思想與經驗對長篇是多么的重要。

　　說到長篇之重，確實有一點需要提醒，長篇小說作為近現代以來幾乎是唯一的能夠承載史詩品格的文體，現在看上去似乎越來越難當此任，這并不是說史詩不適合這一文體，而是我們的創作者人為地在放棄了這一責任和品格。我同意一些批評家的比喻，史詩乃是文學之“重器”，它如同青銅寶鼎，是民族與國家意志的象征。我也同意一些批評家的說法，并不是要在外在文體特征上延續史詩，而是將史詩看成一種審美屬性，甚至是文化屬性與精神屬性而應為時代所擁有。從文學的多樣性上來看，我們當然不能只有重而沒有輕，不可能只生產多卷本的巨型敘事作品，也不可能讓長篇小說都去講述宏大而沉重的主題；但是反過來說，一味地輕，一味地小，也是違反文學的多樣性的。我們總要有一些作家和作品應該擔負起這樣的文化職責，要為時代留下見證，要為現實留下塑像，要能表達民族與國家的意志，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我們應該擁有具有史詩品格的長篇小說，因為我們需要時代與民族的心史。傳統史詩與當代史詩如果有區別的話，就在于古代的史詩偏重于史，偏重于對較長時段進行編年史一般的宏大而完整的敘述，而當代史詩則將這一部分功能較多地讓位于記錄手段越來越先進而完備的信息技術和越來越發達的歷史學科，而把注意力投向自己更為優長的領域，那就是對人命運的書寫，對人的心路歷程的描摹，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秘密的發現和精神圖譜的記錄。不過顯然，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它必定要繼承遠古敘事的許多傳統，包括相對較長的敘事時段，闊大的社會場景，復雜的故事情節，眾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嚴肅的敘事風格。

　　這些對長篇小說來講是相對較為重要和顯在的方式，如果細細深究下去，在不知不覺中，我們遺忘和擱置的長篇小說技藝還有許多，而總的來說，我們似乎已經不把長篇小說看成是一種技藝，在許多人的眼里，長篇小說似乎是一種全新的文體，似乎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怎么寫都可以。而實質上，以長篇小說如此漫長的歷史來講，它應該是一門古老的工藝，相應地，每一個長篇小說作者應該首先是一位技藝嫻熟的工匠。一旦換成這樣的表述方式，我們就會產生很多的聯想和類比，正像許多的傳統工藝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樣，長篇小說也是如此。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如果從名稱上講，我們還在進行著許多自古以